●三分成德方案是在唐廷河北用兵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唐德宗对河北战场形势判断过于乐观的心态。
●三分成德方案的政治蕴涵体现了唐德宗战后安排的政治意图和解决河朔藩镇问题的处理原则：第一，彻底肢解成德镇；第二，竭力防制幽州镇；第三，尽量牵制新藩镇。
●三分成德方案无疑反映了唐廷尤其是唐德宗强烈的抑藩削藩的政治愿望，也显而易见地流露出尽快解决河北藩镇问题急于求成的心理。
●三分成德方案导致的朱滔和王武俊的反叛，葬送了来之不易即将到手的战争胜利和平叛良机，引发了河朔形势的逆转和整个建中战局的连锁反应。
三分成德是唐德宗建中年间平叛战争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事件，对建中战局的战略态势和唐代后期的历史走向，特别是藩镇问题的处理、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以往学界对此未予以重视，也未见专门研究，因此，很有专文探讨的必要。
“三分成德”本是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初在对河朔藩镇用兵取得阶段性胜利背景下，针对叛镇成德进行善后的一系列处置措施的总称。此语出自《新唐书》卷148《张孝忠传》：“时三分成德地，诏定州置军，名义武，以孝忠为节度、易定沧等州观察使。”“三分成德”也称“三分恒阳”，《文苑英华》卷874权德舆《唐故义武军节度使张公遗爱碑铭并序》即称：“时三分恒阳之地，录功有差而群帅奓心，或怀觖望。”这里的“张公”即张孝忠；“恒阳”系别称，本指成德镇的首府恒州，但这里是代指整个成德镇。
三分成德方案的基本内容见于《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782年）二月甲子条和《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建中三年（782年）二月戊午条。《资治通鉴》称：“（二月）甲子，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旧唐书》则称：“二月戊午，惟岳将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降。加朱滔检校司徒，以张孝忠检校兵部尚书、易定沧三州节度使、以检校太子宾客王武俊检校秘书监、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赵州刺史、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上三分成德方案的内容，有关张孝忠、王武俊和康日知的官职和将原成德镇瓜分为易定沧三州、恒冀二州和深赵二州共三镇的范围，《资治通鉴》和《旧唐书》的记载基本相同，但《资治通鉴》稍详，且涉及到虽不在三镇范围却与此密切相关的幽州镇朱滔的安排问题。由此可见，三分成德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也就是说三分方案的实质是将原成德镇所辖易、定、深、赵、恒、冀、沧七州一分为三，成为易定沧一镇，恒冀一镇，深赵一镇，由李宝臣李惟岳父子独领一镇变为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分领三镇。
三分成德方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具有怎样的政治蕴涵呢？我们认为，三分方案是在唐廷河北用兵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唐德宗对河北战场形势判断过于乐观的心态。河北用兵缘起于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求袭节帅之位遭到唐德宗拒绝，随后，唐廷调兵遣将，积极备战，李惟岳则联络魏博镇的田悦和淄青镇的李正己，组建三镇同盟对抗唐廷。五月，田悦先发制人，一方面派兵马使康愔领兵八千包围邢州，一方面亲自统兵数万进攻洺州临洺，战争正式爆发。唐廷在河朔战场的战略部署是兵分三路，分进合击：北路由幽州镇朱滔领兵南下进攻成德镇李惟岳部；中路由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都知兵马使李晟组成，从山西高原东出太行对魏博镇田悦作战，负责解临洺、邢州之围；南路由河南诸军和防秋兵组成，负责对淄青镇李正己、李纳作战。
唐军的进攻战略首先在中路奏效，七月癸未，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破田悦于临洺，“凡百馀合，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悦引兵夜遁，邢州围亦解”。八月，北路的幽州镇朱滔兵不血刃，说降李惟岳部将易州刺史张孝忠（随即被唐德宗任命为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北部防线被撕开一个缺口。十一月，南路唐军的攻势也取得进展，“辛酉，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进入建中三年（782年），唐军的进攻又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月，中路唐军长桥之战再次大败魏博田悦，“斩首二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尸相枕藉三十余里”，唐军直抵田悦老巢魏州城下。与此同时，淄青镇李纳军在南路压力之下“奔还濮州”。同月丙寅，北路的朱滔与张孝忠联兵“战于束鹿城下，惟岳大败，烧营而遁”（以上见《通鉴》）。紧接着，李惟岳部将赵州刺史康日知倒戈降唐。随后，成德镇再生内变，李惟岳被部将王武俊所杀，成德镇余部深州刺史杨荣国投降朱滔，定州刺史杨政义投降张孝忠，成德镇因其主帅被杀而顷刻瓦解。由此可见，建中三年（782年）二月甲子的三分成德方案就是在唐军取得这样一连串胜利的背景下提出的。
从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惟岳继袭藩帅到次年闰月被杀，仅一年稍多的时间，唐廷就如此迅速取得辉煌的战绩，这是双方始料不及的，更出乎唐德宗的预料之外。军事胜利无疑提高了唐廷在与河北叛镇对峙中的实力和地位，也坚定了唐德宗平叛的决心。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料之外的军事胜利在给唐德宗带来平叛信心的同时，也不免冲昏了唐德宗原本谨慎的头脑，诚如《资治通鉴》所言：“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在这种心态和气氛下提出的方案，不可能不反映唐德宗过于乐观的心态，不可能不浸透唐廷“天下不日可平”的盲目乐观气氛。
三分方案的政治蕴涵体现了唐德宗战后安排的政治意图和解决河朔藩镇问题的处理原则。这一意图和原则至少有三点：第一，彻底肢解成德镇。从三分方案可见，唐廷的直接目的是将原成德镇一分为三，即分为义武镇、恒冀镇和深赵镇三镇。战前的成德镇拥有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之地，方圆上千里；分割后的三镇义武镇只辖三州，恒冀镇和深赵镇各只辖二州，无疑成为势分力散的弱镇。从表面上看，唐廷是在对三位平叛功臣进行赐赏，而实际意图是分而治之，从而达到削弱叛镇实力的目的。第二，竭力防制幽州镇。方案对平叛战争中涌现出的另一功臣朱滔执意索取深州诉求的回应是：“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实际上拒绝了朱滔的要求，尽管作为补偿或者说安慰，也提出了将德、棣二州隶于朱滔统治下幽州的安排，但条件是“令还镇”，要求朱滔退出已实际占领的深州。第三，尽量牵制新藩镇。根据三分方案的安排，张孝忠为义武镇首领，王武俊为恒冀镇首领，康日知为深赵镇首领。这种权利再分配隐含了三者相互牵制的内涵，这可从拟议中新三镇的辖区各州并非通常想象的那样连成一片，而是互相交错、多不相连的设计中窥出端倪。
以上三分成德方案无疑反映了唐廷尤其是唐德宗强烈的抑藩削藩的政治愿望，也显而易见地流露出尽快解决河北藩镇问题急于求成的心理。然而，欲速则不达，三分方案公布后，就立即遭到了原本属于唐廷阵营的朱滔和来自敌方的降将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反对最力，“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甚至发展到公然抗命。王武俊则“素轻张孝忠，自以手诛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为节度使，己与康日知俱为都团练使，又失赵、定二州，亦不悦。又诏以粮三千石给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武俊以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粮马以弱之，疑，未肯奉诏。”（见《通鉴》）王武俊主要是对位居张孝忠之下不满，认为朝廷赏赐不公，不愿意供应唐军粮饷，担心唇亡齿寒，因此拒绝接受三分方案。
朱滔、王武俊的对抗态度本来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急信号，却没有引起唐德宗的应有警觉和足够重视。从时间看，三分方案颁布的时间是二月甲子日，朱滔、王武俊反叛的时间，《新唐书·德宗纪》只笼统地说四月“是月，朱滔反，陷德、棣二州”。从《资治通鉴》叙述的口气看，四月壬戌日朱滔虽然还没有公开打出反叛的旗号，但“反谋益甚”，派兵进逼拒绝同叛的康日知，故《旧唐书·德宗纪上》所记四月“壬戌，封朱滔为通义郡王。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从而叛”，将二人的反叛系于此日之下，实际就是视同反叛之始。从二月甲子日到四月壬戌日之间，总共是59天亦即两个月的时间。现存史料除了史籍所记赐予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缓和他激烈的对抗情绪外，我们看不到唐廷采取其他应对朱滔和王武俊对抗态度的有效措施和灵活策略，而且这次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赐赏王爵也来得太晚，而魏博镇的田悦乘机策反，终于使二人由失望到怨望，由消极抗命到公开反叛，加入到了叛军行列。
三分成德方案的最大失策是唐德宗无视朱滔的利益诉求，试图“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作为交换搪塞朱滔。实际上，此时的德、棣二州尚在淄青镇叛军之手，对朱滔来说，这意味着要想将预案中的画饼变为现实的地盘至少还需要几场胜败未卜的血战，最要命的是，朱滔还需要首先放弃血战到手的深州。对于一个本来就与唐廷保持戒心与距离、且在攻讨成德镇战争中立有大功的藩镇首领，三分方案的措置明显失当，难怪胡三省《通鉴音注》感慨：“朱滔讨李惟岳再战再胜，及瓜分成徳巡属以赏降将，尺寸之地滔不预焉。又欲使之取徳、棣，此左氏所以知桓王之失郑也。”胡三省画龙点睛，一语道破了三分方案将朱滔排除在外的玄机和后果。三分方案另一个失策是忽略了王武俊的政治诉求。王武俊的要求是三点：一是耻居张孝忠之下，希望得到节度使之号；二是不愿意“失赵、定二州”，即希望维持成德镇原建制和原规模；三是不满意朝廷“以粮三千石给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实际上是要求维护成德镇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个归降将领，王武俊的诉求当然不必全部答应也不可能全部答应，但是完全忽略，则方案本身显然有失必要的灵活性。
三分成德方案导致的朱滔和王武俊的反叛，其后果一是葬送了来之不易即将到手的战争胜利和平叛良机，二是引发了河朔形势的逆转和整个建中战局的连锁反应。继四月朱滔和王武俊反叛，河朔地区魏博、成德、幽州和淄青四镇组成叛镇联盟、河朔战局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四镇又仿效战国诸侯之制，公然建号立国，分别称号赵王、冀王、魏王和齐王，并建置百官，史称“四镇之乱”或“四王事件”。建中四年十月，长安泾卒兵变发生，接踵而至的又是朱泚之乱、李希烈之乱和李怀光之叛，战火又从河朔地区蔓延至整个黄河流域，唐德宗不得已西逃奉天，播迁梁州，几乎陷于灭顶之灾。这种逆转直到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年初下罪己诏、与河朔藩镇陆续媾和才趋缓并逐渐告终。由此可见，三分成德方案导致的后果对唐德宗整个建中战局的影响至巨至深，方案的颁布和实施不仅成为河朔战场演变的关键点，而且也成为整个建中年间全国战局逆转的转折点。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