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不从君”这句千古以来曾激励过无数文人士子抱持独立个性与品格的口号，出自《荀子·臣道》。作为口号，这句话挑战君主政治，倡导体制外独立人格。其精神，是对充溢着民本主义思想元素的古老政治教条的承传和发挥。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口号和精神既非荀子的发明，也不是荀子的本意。
生活在战国末的荀子一方面接过了孟子暴君放伐论的旗帜，明确宣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但另一方面又严格界定了君与民的主从身份及地位。他比喻道：“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王制》）可见荀子秉承的民本主义主张安政惠民，是以君主对民众的绝对统治为前提和基础的。民众不过是水，是马，而君主则是凌驾其上的舟舆。水和马是工具或手段，而舟、舆才是主体，才是目的。荀子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君道》）这最后一句，才是点题：所谓重民爱民，无非是“求其为己用，为己死”。这与西周以来作为统治智慧结晶的敬德保民思想一脉相承。
理解“从道不从君”，关键在一“道”字。《说文》释“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春秋以来，道在道路、道理含义基础上升华为一个颇具哲学意义且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甚至被称为中国思想传统中最崇高的概念。（金岳霖：《论道》）然而，先秦诸子的“道”具有主观性的终极价值，含摄的乃是最高的政治秩序以及行为与道德的最高原则。这仅限于政术或治道层面，而没有达到政理或政道的境界。对先秦诸子来说，“他们全部思考的是对曾经称为‘天’的权威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之瓦解的回应；而且，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的所谓‘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问题，这是规范国家与指导个人生活的道。”（［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有人将道与真理等量齐观，但我们知道，首先，“道”是主观建构之“路”，其本质是“人道”；而“真理”是客观发现之“真”，具有绝对性和先验性。其次，“道”可以是多元的，可以变化的；而“真理”是唯一的，永恒的。第三，“道”追问“可”与“不可”；“真理”追问“是”与“不是”。（参阅徐克谦：“先秦哲学之‘道’与西方哲学之‘真理’”）荀子之“道”与真理无关，归根结底是超验性的“圣王之道”，就本质而言，在上者乃是君主政治前提下的最高道德原则，在下者则流为具体的安邦治国之道术。在荀子心中，“道”的这种本质属性十分明确。他说：“道也者，治之经理也。”（《正名》）“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道》）“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可见荀子的“道”与孔、孟之道一样，属于形下意义的治道，是借助先王的名义而抽象出来的君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它不是科学与理性的结晶，而是统治术以及经验的提炼。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谓：“余尝博考群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乎心性。自宋明学者目为传心之要，而本意全失。”
“从道不从君”是对以君主政治为最高目标的价值认同与道德恪守。先王之道构建了社会政治秩序，确立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明确了个人在宗法人伦关系网络中的名分与地位。“从道不从君”的提出，意味着超越了对具体的君主个人的忠诚，将作为整个君主制秩序与文化象征的君道而不是君主个人奉为终极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