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有关春秋时代的典籍，各类文本中被反复征引的典籍中，频率最高的是《诗经》。
对春秋时代社会经验的记录，最重要的典籍是《左传》和《国语》。从史料看，春秋之时除周王朝外，鲁国和晋国是当时的文化大国。我们不妨以有关晋国的记载为例，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诗经》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左传》所载晋国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种场合下引用过《诗经》的有士蔫、韩简、赵成子、郤至、乐丁、士季、郤成子、士会、羊舍职、穆子、魏绛、叔向、赵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见，在这个阶层中，熟悉和运用《诗经》已经变成了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离开了《诗经》几乎无法证明自己见解的正确性。从引《诗》的内容来看，“大雅”中有《板》《文王》《緜》《荡》《抑》《烝民》《民劳》《皇矣》，“小雅”中有《十月之交》《小旻》《采菽》《正月》《北山》《雨无正》，“颂”中有《贽》《汋》《武》《烈文》《我将》，属于“风”的只有《周南·兔置》和《召南·行露》两篇。《国语》的情形与《左传》非常类似，单《晋语四》中征引的《诗经》篇章就有《大明》《皇皇者华》《长发》《天作》《采菽》《黍苗》《鸠飞》（实为《小宛》首章）《沔水》《六月》《将仲子》《候人》等。由此可见，《诗经》在当时的公卿大夫阶层，已经达到了比较普及的程度。
《诗经》已经成为在各种场合都运用的经典。首先《诗经》绝不像今天那样主要是一部文学著作，而是被纳入到“礼”范畴之中，并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史书中引用的情况看，当时统治阶层看重的是“雅”和“颂”两部分，“风”只是偶有涉及。“风”不过是当时官方考察民情的方式，而“雅”和“颂”“出身”高贵，和“乐”结合在一起应用的是宴会、庆典、祭祀等各种“礼仪”场合，自然被贵族所重视。《诗经》还是国与国之间政治外交的固定辞令。鲁襄公二十七年，晋国的执政卿赵文子出使郑国，郑简公在垂陇燕飨晋国使节，陪侍左右的还有郑国的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等一班重臣。赵文子说：“七位大臣陪同国君来宴请我，是我赵武的荣幸。请七位各赋《诗》一首来完成郑君的恩赐，我也好通过赋《诗》来了解七位的志向。”子展赋了《诗经》中的《草虫》，赵文子说：“好啊，这是歌颂人主的《诗》，像我赵武是不足以承当的。”伯有赋《鹑之贲贲》，赵文子抢白说：“这是男女在床上说的话，是不传之门外的，何况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更不是使臣所应该听到的话。”郑国其他几位大夫也都赋了《诗》。燕享结束后，赵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要被杀了。《诗》为心声，其心在于污蔑国君，并且在公开场合流露怨恨之意，他能长久吗？”从这一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赋《诗》”当时已经构成了外交礼仪的一个环节。“赋《诗》”不是自己现场作诗，而是吟咏《诗经》上的某一篇章，用这种隐曲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态度。不会赋《诗》，自然就是“失礼”，是上不得台面的。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话绝不是夸张，因为不懂《诗经》，根本就失去了话语能力。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关系复杂，在彼此的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微妙的平衡。尽管大家都虎视眈眈，但谁也不敢对别人轻易动武。在这种情况下，唇枪舌剑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都希望通过“礼”占上风，以获得文化舆论优势，因此要比拼“文化软实力”。《诗经》作为文化素养的一个主要部分，自然要被提升到“经国大事”的位置上。
《诗经》在平时公卿大夫阶层也天天运用，是当时统治者交流的重要方式。那时文化落后，能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东西更少，《诗经》自然地位显赫。从史料上看，大家应用《诗经》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首先是总结殷商败亡的历史教训。例如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中“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作者当为某大夫，说的是当时政治昏聩，国家灾难不断，忠臣恪尽职守，但是却为谣言所伤，极为苦恼。一说刺周厉王，一说刺周幽王，总之是说对朝政不满。其次是赞扬周代君王的功德和政治谋略。赵成子曾引《大雅·文王》中“毋念尔祖，聿修厥德”，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谈修明德行的重要性。郤至引《周南·兔罝》“赳赳武人，公侯干城”，“赳赳武人，公侯腹心”，赞美文王招揽殷纣时退隐山林的贤人，积累政治势力。乐丁引用《大雅·绵》中“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诗句，讨论周兴起的原因，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绵》，追述周德之兴始于迁岐，民附也。”周王选定岐的肥美之地，开始走向强盛，但重视地利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重视威德。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执政卿大夫，通过学习和研究《诗经》，一方面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政治历史经验，一方面用这些经验来审视当时的国事，由此政治理性得到了充分提升。《诗经》恐怕在当时还承担着政治教科书的功能！
正是因为《诗经》如此重要，所以当时王公贵族非常重视在上层社会加以推广。但是当时无论是周朝还是诸侯国都有官学，贵族子弟都要到那里学习，学习运用《诗经》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实际上中国的“《诗》教”传统从那时就已经起步，绝不是儒家占据了强势地位之后才有的。这样的局面对以后的历史影响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春秋中初期教育自然没有普及到民间，真正开始普及下层社会还是孔子开始搞私学。下层接受文化，“士”阶层才有崛起的可能，不过那已经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的事情了。由此我们也看清了一个重要问题，“士”文化的兴起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执政卿大夫文化起了重要的传承与铺垫作用；“士”文化的来源非常清楚，那就是执政卿大夫所造就的贵族文化。中国轴心时代文化觉醒的最初动力来自执政卿大夫阶层，《诗经》是关键性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