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及弟子言行思想的记录。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综合多种版本而成,二十篇,约一万二千字。成书于战国初期。
关于《论语》究为何时何人所编,自古即无定论。关于撰定年代,最早如《汉志》所说:“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序》说法与《汉志》相同,至柳宗元的《论语辨》,则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柳河东集》卷四《论语辨上》)据此可知:《论语》成非一时,而是在前五世纪,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孔子死至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402年)子思死,前后七十年当中所陆续撰定;关于撰者姓名,说法不一,大家比较认可的是程颢的说法,程颢在其《经说》中认为《论语》系曾子,有子及他们的弟子编撰;之后,程门再传弟子胡寅在其《论语详解》中,更具体地说:“自《吾道一贯》以下十章,皆曾子门人所记;又《公冶长》篇,疑为子贡之徒所记;《先进》篇疑闵氏门人所记;《宪问》篇,疑原宪所记”。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年轻时做过季氏的家臣,当过管仓库的会计和管牛羊的小吏。他五十四岁时作过鲁国司寇,但不过三个月就去职了。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终不为时君所用。晚年返鲁,以整理文献教授学生终其一生,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
曾子,名参,字子舆。生于约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年),卒于周考王六年(前435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曾子最注重修身,以孝道出名,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从儒家的道统来说,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可见他是孔门主要的传道者之一。有子,名若,字子有。生于周景王七年(前538年),卒于周贞定二年(前467年)。鲁人。为人强记好古,在与鲁哀公论政时,提出了“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著名论断,他又曾提出孝悌“为仁之本”、“礼之用,和为贵”等主张,丰富了儒家学说。
《论语》全书文体采语录体,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的相互谈论。章节简短,每事一段,既不前后相属,也无长篇大论,言简意深,耐人寻味。二十篇的标题分别是《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二、三字,无实际意义。
《论语》内容广博,涉及到政治、教育、礼仪、经济、文学、天道观、认识论等各方面。但《论语》中最基本的内容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在《论语》中,孔子的伦理思想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仁,礼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手段。“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零九次,“礼”字出现七十五次,可见它们的重要性。在《论语》中,仁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这个意义上的仁,是在理论形态上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恢复和发展。它不仅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并且使之更深刻,更具有丰富的人道主义内容。“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仁归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里的“克己”,不仅是消极意义的自我克制,还包含积极意义的自觉实行,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达到仁,实现仁的理想,只有靠自觉的意识,才能做到;靠外力的强制是做不到仁的。“仁”在这里则主观化为内在的要求。
《论语》中谈到礼的地方很多,归纳起来讲,孔子的礼是经过他损益,充实了仁爱精神的周礼,仁与礼是密不可分的。礼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仁按其本义是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同时,由于得到仁作为自己的思想内容,礼便被建立在人们的人格自觉的基础之上。这样,礼又反转过来成了人们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仅仅外部的强制,无形中提高了人们执行礼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与礼结合的仁,由于受礼的制约,便不是无差别的人类之爱,而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有差等的爱,其人格自觉也不是一般人的自觉,而是宗法等级制度下的人的自觉。总之,仁是礼的主导因素,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
《论语》中的一些论述表现了孔子的认识论观点。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季氏》)又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从而使他的认识论带有先验论的色彩。但是,《论语》中却没有指出哪一个具体的人是生知者,就连孔子所赞美的尧舜禹古圣先王,也都是讲他们如何勤奋努力,兢兢业业,从未说过他们是生而知之者。
与孔子的认识论紧密联系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对于这,《论语》中有大量的记载。其中最光辉的一点便是“有教无类”(《卫灵公》)。《论语》中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做“诲人不倦”,在孔子的心目中,教育是为了促进政治改革,为政治改革创造条件,所以孔子“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其出发点首先来自他实施“仁政”、“德治”的积极政治要求;其次是来自他自己“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再次是来自他对求知者的认真态度。
《论语》中还讲了许多学习心得,如“学而时习之”。(《学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这就是说,学了要时常复习;学习态度要老实,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要谦虚谨慎,多听多看,一时不明白的暂时先存疑,不贸然下结论,就可以少犯错误。
《论语》中还记载了孔子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学、思结合的辩证原理。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就是说,学和思偏于一方面,不是茫然无所得,就是陷于迷妄。而必须学思并重,但二者的关系,应以学为基础,用思来贯穿。在学和用的关系上,《论语》主张学以致用。《子路》上讲,熟读《诗经》三百,交给他以政治任务,却办理不好;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纵是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论语》强调的是教学的实用性。孔子另外一个著名的教学方法就是触类旁通的启发式教学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意思是说教育学生不应采取灌注式的方式,而要结合教学同时诱导他主动思考,思考后仍不得要领时,再去开导他;其次是要在他想说出自己意见又说不出来时,再去启发他说出来。另外,一定要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论语》中还记载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相互切磋,教学相长的教学法等。
《论语》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德治主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这里赞美德政像北极星那样,众星都围绕它转。说明德政易于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收到治理的效果。德是和刑相对而言的,实行德政即是注重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这是说用行政和刑罚可使人民畏惧而不犯罪,但是并不能消除人民的犯罪观念。如果用德和礼加以感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就可以使其自觉地消除犯罪观念。孔子这种德政思想,成为儒家的政治统治术。
《论语》还记载了孔子关于“中庸”的思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这是说作为一种道德,“中庸”是最高的了!可是人民很久就缺乏这种道德了。孔子评论他的弟子时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孔子认为子张激进,子夏保守,两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说“过犹不及”。显然,既无过,又无不及,就是“中庸”,或者说,“中庸”就是对“过”与“不及”的调和、折中。根据“中庸”的思想,孔子反对做任何所谓过激、过分的事情。他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讲德治爱人,主张宽惠,对老百姓不要实行“苛政”,等等,都是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
《论语》一书,对后世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有很大影响。《论语》在汉代已被视为辅翼《五经》的“传”或“记”,汉文帝时列于学官,东汉时被尊为经,是《七经》之一。从此,《论语》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它不但是士人必读之书,还是统治者言行的是非标准,因此,它的思想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和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论语》内容广博,语言精练,至今仍有较大价值,它不仅是研究孔子、孔门弟子和早期儒家思想最直接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重要典籍。
《论语》的版本很多,传至西汉,有三种本子:《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问王》、《知道》二篇;《古论语》,出于孔壁,二十一篇,有两篇《子张》,篇次与《齐论语》、《鲁论语》不同。成帝时,张禹本授《鲁论语》,并讲《齐论语》,称《张侯论》。至东汉末,郑玄就《鲁论语》篇章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之作注,成为后世的流传本。现常见的版本有清康熙间内府刻本,《十三经经文》本。《论语》注本共达三千余种,为诸子之首。目前通行和较好的注本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解》与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近现代的注本主要有康有为《论语注》、姚永朴《论语述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与杨伯峻《论语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