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限面前，任何有限的东西都相等，甚至都等于零。蚂蚁们打仗，死伤遍地，甚至整个窝群毁灭，也引不起我们同情。因为蚂蚁们的苦乐生死，在我们看来，都毫无意义。庄子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蜗牛的两只角上各有一个国家，一个叫蛮氏，一个叫触氏，两国打了半个月的仗，死伤好几万，不过为争一个蜗牛角!在这无限大的天地之间，一个诸侯国不过是一个蜗牛角，他们的战争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站在银河系以外来看待地球上人类的争斗，甚至还不如我们看蚂蚁打仗。然而蚂蚁的战争对于蚂蚁自己决不是没有意义的。有时我们也会觉得许多争斗没有意义，比如哪国的大选不成体统，哪两个国家又开战了，我们可一哂置之，那不过是因为我们置身事外。倘若我们置身事内，就决不会淡然处之。甚至身边琐事，我们也不愿马虎，它们的大小、多少、荣辱、毁誉、是非、彼此等等，不仅关系着我们的利益，而且可能关系到我们的身家性命。因为我们都是蚂蚁战争中的蚂蚁，是蜗牛角上的臣民。其实庄子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但他却劝我们不要管什么彼此是非美丑善恶。甚至说根本没有什么彼此是非美丑善恶。要我们超脱这“蚂蚁群”，然后回头来用淡漠的眼光看待“蚂蚁们”的斗争。然而我们自己就是“蚂蚁”，超脱不了这“蚂蚁”群，怎么办呢? 就从思想上超脱，在心灵上超脱：装糊涂，装聋作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甚至在必要时，人家不守规矩你也不守规矩，人家胡闹你也跟着胡闹。
《庄子》书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影响广远。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办事情要遵守客观规律。但庄子的本意却是在告诉我们，在这到处是障碍、甚至障碍盘结难通的世界上，人应该如何在这些障碍的缝隙中保全自己。
庄子这些主张，对于在逆境中痛苦挣扎的弱者，无疑是一付可供呻吟的止痛良药。但对于那些正在争斗、或一心想加入这个争斗中的人们，却不过是一种胡言乱语。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甚或认为庄子在教人混世，教人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甚或认为许多次天下大乱、国家灭亡，都是由于庄子学说在作怪。
在那样一个时代，庄子以过人的才华，对人生的艰难有深切的体味，他对世道的凶险讲得是那样透切和动人，自然会促成一些人相信他的学说，否认庄子的消极影响是不对的。但是，汉代以后，每个人，不论是识字还是不识字，从小受的都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国家政权又通过各种渠道，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那些能够知道庄子、相信庄子的人，都是长期受儒家熏陶的人物。他们为什么竟信庄子而不信儒家了呢?看来，信不信庄子，不决定于庄子的学说，而决定于当时的现实，决定于相信者自己。
至于庄子自己，首先就没有贯彻他自己的学说。他要人家不去分什么是非，不要争辩，然而他的书，本身就是和主张有是非的人争辩的产物。并且他认为，自己主张无是非才是“是”，而主张有是非者是“非”。他反反复复地教人家要忘掉一切，要心如死灰，要混，然而他自己就首先不能混，也不愿意混。有一次他在河边钓鱼，楚王派人来请他做宰相，他对来人说，你看那乌龟，它是愿意让你们抓住，砍了头，剔了肉，装在锦绣的盒子里，供在庙堂之上?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 来人说，为乌龟着想，当然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庄子说，我就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有人到秦国出差，秦王赏了他100辆车，回来向庄子夸耀，庄子说，秦王有病，治疖[jie接]子的，赏车一辆;舔痔疮的，赏车五辆。治的病越卑下，得赏就越多，你是不是给秦王舔痔疮了?
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张刻薄的嘴，如何能够混世!
庄子说过，“夫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一个人读了《庄子》，如果真的心像冰冷的灰，主要应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至少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庄子。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极端不负责任，也决不能用《庄子》为自己开脱。
庄子认为万物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化，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因在它们自身，这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运动、变化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因而自己无法控制，他正确地指出了客观过程的必然性。把世界看成统一的，把事物的差别看作是相对的，也符合实际。庄子的错误，在于因差别是相对的就否认差别本身;因事物的流转变化而否认它们存在的真实性和特殊性;因为过程的必然性而主张安于命运。所以荀子批评他只看到必然和自然而然，看不到人的力量。
和先秦其他思想家相比，老子和庄子较多地研究了一般的世界观问题，并且都有许多很深刻的见解。他们本人志趣高雅，不愿与他们认为是卑污的世界同流。所以，混世主义者借老子、庄子为他们自己开脱，高尚的人们也借老子和庄子来清洗自己的名利之心、鄙吝之念，并且超脱个人的苦乐，追求那高洁的境界。
庄子哲学和老子哲学一样，也是我国古代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