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前169？—前118）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位居“汉赋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赋家，对后世影响甚巨。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著名理学家朱熹转引林艾轩语：“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认为相如赋自然流畅，才情横溢，远在扬雄、班固、张衡、左思之上。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元祝尧《古赋辩体》、明胡广《性理大全书》等文献皆引用林艾轩此语，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梅守箕《梅季豹居诸二集》、沈守正《雪堂集》等亦称司马相如为“赋圣”“赋之圣也”。可见相如作为“赋圣”的崇高地位，已经被宋元明以来的众多文人所认可。所谓“圣”，既指向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也指向其不可撼动的文学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赋圣”司马相如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查《汉书·艺文志》，司马相如有赋29篇，但大都已经散佚，今可见者，只有《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6篇，另有残句若干。其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描写楚、齐、天子打猎的盛况，长达四千余字。这样一篇结构规模庞大、语言生涩难懂的文字，为何能够震动朝野、千古流芳，进而为司马相如赢得“赋圣”之誉呢？这需要从刘邦分封诸王开始说起。
早在汉以前，中国社会就有过“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楚汉交战和汉初时期，刘邦曾经分封一批异姓诸侯王，后来又改封同姓诸侯王。而在中央政府所统辖的十五郡中，则效法秦朝，实行郡县制。但这些同姓王也经不起权力的诱惑，迅速成长为威胁中央政权的力量，最后演变为吴楚七国之乱。尽管“七国之乱”最终被平定，但也造成了国力消耗、民生凋敝的不良后果。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书·景十三王传》），史称“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各诸侯国四分五裂，实力大减，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的能力。推恩令彻底解决了汉朝的心腹之患，也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天子游猎赋》写作于前135年（龚克昌师《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此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即将施展其宏图大志；8年后即颁发了推恩令（前127）。换言之，该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诸侯王问题即将得到彻底解决的前夜。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赋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封为郎。历代文人无不艳羡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君臣之遇”，殊不知这种“君臣之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政治与文学高度契合的必然结果。《天子游猎赋》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也只能在特定的时代才能得到君王的青睐。当诸侯割据的时代成为过去，类似题材的作品再也无法引起君王的共鸣。因而，《天子游猎赋》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天子游猎赋》的上半部分（即《子虚赋》），首先让楚国使者子虚出场，他极力夸饰楚国云梦泽面积之广大、物产之众多，楚王狩猎队伍之雄壮，狩猎过程之惊险、时间之长久、猎物之众多、猎后饮食之考究等；接着齐国乌有先生出场，称誉齐国的海滨田猎场“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田猎范围、场面、战果皆胜过楚国。乌有先生用语不多，但气势磅礴，与子虚针锋相对，呈不相上下之势。在《天子游猎赋》的下半部分（即《上林赋》），天子的代言人亡是公出场，他首先对子虚、乌有的言论进行义正词严的驳斥，批判了楚国、齐国不明君臣之义，不知诸侯之礼，奢侈荒淫，没有节制，尤其批评了齐王“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有私通外国的嫌疑。接下来亡是公又说：“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于是以近三千字的篇幅，大肆铺陈天子上林苑之地域广阔、物产繁多、天子狩猎场面宏大无比，猎后歌舞囊括四夷，在气势上压倒齐楚；最后说天子幡然悔悟，解酒罢猎，关爱百姓，实行德政。此下又对齐、楚二国进行斥责：“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再次批评诸侯王奢侈淫乐，不能关心民生疾苦。赋的结尾说：“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二人羞愧难当，纷纷离开座席，感谢亡是公的教诲。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如赋中言上林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描写天子歌舞“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可谓囊括天下，“包四海而入之苑内”（宋程大昌《雍录》卷九）。于春海（2003）、程世和（2017）、刘莎莎（2017）等学者都从赋中读出了司马相如的大一统观念，认为“《子虚赋》《上林赋》是以文学的形式，对汉帝国大一统思想的最好阐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所论颇中肯綮。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即赋中所谓“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两个主题同时存在，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泼墨如云，后者惜墨如金。尤其是《天子游猎赋》的后半部分，处处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训诫诸侯，以昂扬喜悦的语气歌颂朝廷，极力铺陈上林苑的富庶辽阔和狩猎、典礼活动，这是以文学艺术的手段为汉朝结束分封、走向完全统一制造舆论，大唱赞歌，其得到汉武帝的欣赏，自然是情理中事。
至于该赋的第二主题，那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自司马迁以来两千余年肯定相如赋者，无不赞扬其与《诗经》一样有讽谏之义，称誉他“卒章显志”，手法高明；自扬雄以来两千余年否定相如赋者，又无不认为其“劝百讽一”，“适足以启汉武之侈淫”，失去了讽谏之义。有人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司马相如“迎合上意”，“人品不足齿也”（元方回《续古今考》卷十）。这都是对相如赋主题的严重误读。其实《天子游猎赋》结尾的讽谏，只是该赋的第二主题，是次主题，其重要性远在第一主题之下。
司马相如因《天子游猎赋》而成为汉武帝最青睐的文学家，也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他将赋体文学推向了顶峰，对后世辞赋创作尤其是散体大赋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汉赋四大家”的另外三家（扬雄、班固、张衡）无不模仿其结构，学习其文采，创作了《甘泉》《羽猎》《两都》《二京》等名篇巨制，使汉赋成长为“一代之文学”。晋左思《三都赋》、唐李白《大猎赋》、宋丁渭《大搜赋》等，亦无不在学习相如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司马相如以如椽大笔生动描绘了这一历史转变，之后他还受朝廷任命，以开发西南夷（今四川、贵州、云南一带）的方式参与了大一统国家的实体建构（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文学家只有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与时代洪流相契合，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文学发展演进的经典之作。
作者：踪 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