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不仅是士夫文人栖居、娱乐的空间场所，更与文人人格、价值、审美密切相关。唐代文人在魏晋六朝园林发展的基础上投身到园林建构的热潮中，并以诗歌为媒介，对园林别业进行吟咏与题写，数量众多，形式灵活，推动了题园诗的发展与兴盛。而题园诗兴盛的背后，凝聚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园林既是权贵们追求方外之名的绝佳途径，也是士人们表现自适生活的舞台，更是仕途失意者抒发不平与无奈的情感载体，三者并存而又此消彼长，在嬗变中完成了园林观的多元建构，促使园林文人化性格的形成。因此，唐代文人以园林别业为题写对象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本文拟研究之。
一、题园诗的出现与兴盛
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皇家官苑与私家宅园的发展，以园林为题咏对象的诗歌作品逐渐增多。发展到唐代，唐代文人对园林的题写更进一步，出现了以园林为题写对象的题园诗，数量众多，题写方式也灵活多样。
魏晋时期，园林主要伴随游宴活动出现在诗歌中。魏曹植与曹丕分别作有《芙蓉池诗》与《芙蓉池作》，二人都以西园中芙蓉池为描写对象，创作起因是建安十六年(211)的西园之游。再如发生在晋元康六年(296)与永和九年(353)的金谷园宴集和王羲之之兰亭集会，两次盛会也产生了多首园林诗作，如潘岳的《金谷会诗》，以及孙绰、谢安、孙统、袁峤之、王徽之等人的同题创作《兰亭诗》，这些诗中，园林的主要功用是作为宴集场所，还未成为独立的审美观照对象。刘宋时期，出现了以园林为专咏对象的诗歌。谢灵运的从子谢庄有《北宅秘园诗》，写宅园之美与身居宅园的闲逸之情，园林成为诗歌吟咏的主角。随后，谢朓随同萧子隆赴荆州，在荆州留下了联句诗《纪功曹中园》，以纪晏中园为联句对象。继谢庄、谢朓之后，对园林的题写日益增多，如梁简文帝萧纲有《山池诗》与《山斋诗》，庾信更用诗歌吟咏了自己的小园庭，有《园庭》一诗。将园林作为诗歌的吟咏对象，与魏晋六朝时期的园林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然而，这一时期的园林题写不仅数量少，而且将园林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意识还有待增强，真正将园林作为题写对象的题园诗要到唐代才逐渐涌现并形成规模。
初盛唐之交，出现了以园林为题写对象并明确以“题”为标志的题园诗。贺知章有一首《题袁氏别业》，“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1]1147全诗以袁氏别业为题写对象，并明确以题写之，虽然少园林景致的描写，但全诗充溢着闲适的园林情调，《唐诗笺注》评曰：“闲适之情，可消俗虑；潇洒之致，可涤烦襟。”相比贺知章纯写胸襟，苏頲的《题寿安王主簿池馆》则更为具象地描摹了园林的地理位置、景致及文人的游赏活动，“洛邑通驰道，韩郊在属城。馆将花雨映，潭与竹声清。贤俊鸾栖棘，宾游马佩衡。愿言随狎鸟，从此濯吾缨。”[1]800虽然此时也有诸如《和石侍御山庄》《安德山池宴集》《唐都尉山池》等诗，但与之作为宴集场所或者入诗对象不同，《题袁氏别业》与《题寿安王主簿池馆》明确专为园林而题，题写意识更为鲜明。
发展到盛唐，明确以园林为题写对象的题园诗逐步增多。蔡希寂有《同家兄题渭南王公别业》，王维有《戏题辋川别业》，祖咏有《题韩少府水亭》，綦毋潜有《题沈东美员外山池》，孟浩然有《晚春题远上人南亭》，李白有《题金陵王处士水亭》，岑参有《初授官题高冠草堂》，郭良有《题李将军山亭》，高适有《涟上题樊氏水亭》，李颀有《题少府监李丞山池》《题綦毋校书别业》《题璿公山池》。虽然数量有限，但从其题写上来看，有对他人园林的题写，也有对自家别业的题写，有权贵园林，有士人别业，更有逸人、山人之园林，为中晚唐题园诗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
园林的营造经盛唐发展至中晚唐呈逐渐兴盛的态势，正如吴功正先生所言：“中唐士子的主要成分是一批新科进士，在功名层次上，他们较盛唐强多了。……但是，他们很会生活。盛唐士子的仗剑远游为髦，中唐士子则善营园林，造成人力加工的自然山水，以满足自己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与审美的需要。”[2]中唐以来，“中隐”之论普遍为士人们接受，越来越多的文人“结庐泉石”，题园诗的创作也随之兴盛。
盛唐、中唐转折期的钱起就写有多首题园诗，如《题温处士山居》《题苏公林亭》《题萧丞小池》《题樊川杜相公别业》《春暮过石龟谷题温处士林园》《题秘书王迪城北池亭》《题崔逸人山亭》《题郎士元半日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题写数量之多在初盛唐时期是较为少见的。中唐以后，白居易每到一处即兴建园林，并且创作了大量园林诗歌，题园诗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方面。有题他人园林者，如《题杨颖士西亭》《题王侍御池亭》《题韦家泉池》《题崔常侍济上别墅》《题平泉薛家雪堆庄》，也有题自家小园的，如《自题小园》《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重题别遗爱草堂》；有单独为某一座园林题写，也有集体性的题写，如《题洛中第宅》《寻春题诸家园林》；更有在新的园景建成后邀请友人一同题写，如白居易在新葺水斋之后将《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一诗寄给友人，刘禹锡作《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十四韵兼命同作》，雍陶作《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斋招赏十二韵》进行酬和。对园林别业的题写，在中晚唐时期已经渐趋丰富和成熟，不仅数量远超前代，且题写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留题”“别题”“闲题”“戏题”“寄题”，等等，题园诗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题园诗大量涌现的背后是唐代文人对园林的赞美、钦羡和情有独钟。清代画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画家因心造境，以手写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在笔墨有无间。”画家在笔墨之间别创一种灵奇，诗人也在对园林的题写中投注情感，赋予人为的知觉建构，在这种审美建构中，蕴含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王毅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中认为园林在士大夫文化艺术体系中拥有显著地位，不仅仅因为它给士大夫提供居住环境和文化活动场所，核心是“对士大夫相对独立的人格、精神、情趣的追求。”[3]园林之于士大夫，又或士大夫之于园林，两者已经融合为一，唐代文人创作的大量题园诗无疑为我们了解其园林观提供了一面镜子。
二、方外之名的追求
唐朝是一个文人园林普及发展的时期，初唐时期唐高宗、武后对终南捷径的提倡与鼓励，加速了园林建构的热潮。《旧唐书》记载：“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4]5116与此相应的是，皇帝赐隐士衣物、锦帛甚至园宅，“贺知章……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5]5607皇帝亲自赏赐隐士园林宅第作为归隐之所，促使以园林追求隐逸之名成为当时的流行时尚。
初唐时期，以建构园林来追求隐逸之名最典型的代表便是韦嗣立。《旧唐书·韦嗣立传》记载：“(韦嗣立)尝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两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棲谷。”[4]2873唐中宗亲往、分封、赐名，并且自制诗序，对韦嗣立建构别业并隐居的行为给予极大肯定，换句话说是对朝中权贵扮演隐士的一种肯定，这比武后高宗朝对隐士的征召任用更进一步了，不仅隐士可以被征召，朝贵也可以享受隐逸之名了。张说在所作序文《扈从幸韦嗣立山庄应制并序》中将其称为“衣冠巢许”[1]963，王维在《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集序》中赞其为“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6]338，与之相应，王维有一首题写韦嗣立别业的诗，诗云：“幸忝君子顾，遂陪尘外踪。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啼鸟忽归涧，归云时抱峰。良游盛簪绂，继迹多夔龙。讵枉青门道，胡闻长乐钟。清晨去朝谒，车马何从容。”[6]36既为朝官又为隐士，既享有朝谒的荣耀，又享有隐逸的清名。
对隐逸之名的追求在皇权的首肯与引导下，已经成为士人们尤其是朝中权贵努力的方向，他们纷纷投身于园林别业的建构中。长安东郊与南郊集中了皇室与显贵们的园林别业，蔡希寂与其家兄蔡希周曾经作诗题写渭南诸公别业，《同家兄题渭南王公别业》云：“好闲知在家，退迹何必深。不出人境外，萧条江海心。轩车自来往，空名对清阴。……文章遥颂美，寤寐增所钦。既郁苍生望，明时岂陆沉。”[1]1158“退迹何必深”已经道明唐朝隐逸之特点，城郊的别业或者城中的宅园已然成为王公们追求隐逸的首选，“不出人境”就可游弋“江海”，而“颂美”“增所钦”也说明文人对这种隐逸生活或者说对这种双重身份的向往。“隐于园”成为追求隐逸之名的最佳途径，这在唐朝人中变得十分普遍，有大量的题园诗说明了这一点。例如郭良的《题李将军山亭》诗云：“衣冠为隐逸，山水作繁华。”[1]2118再有钱起的《题樊川杜相公别业》云：“圣恩加玉铉，安得卧青霞。”[7]刘禹锡有《题王郎中宣义里新居》云：“雨后退朝贪种树，申时出省趁看山。”[8]741园林给文人提供了隐逸的绝佳条件，可以体面地体验隐士的隐逸生活，正如宇文所安所言：“只有在庄园过假日的隐居生活时，隐士的角色才得以扮演且空间才得以构筑，经验被戏剧化，而拥有这种经验的人将会更响亮地宣称他的自发与闲适。”[9]
对隐逸之名的追求愈演愈烈，到了中唐时期，已经演变为对园林建构的追逐，只要建有园林就俨然具有了隐逸的清名，无论居住与否。李德裕在洛阳有平泉庄别墅，为官之前在此讲学，从官之后便没有再回去，虽然未在平泉庄居住，但依然不影响他隐逸之名的获得。这从李德裕的《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见呼愧获方外之名因以此诗为报奉寄刘宾客》中可以看出，此诗作于开成元年(836)自滁州再除宾客后，李德裕因平泉庄而被士人赞以有方外之名，面对这种赞赏与美誉，李德裕无疑是欣然接受并心生愉悦的，正如诗云：“非高柳下逸，自爱竹林闲。才异居东里，愚因在北山。径荒寒未扫，门设昼长关。不及鸱夷子，悠悠烟水间。”[1]5404以悠然竹林的隐者自居，刘禹锡也因此作《和李相公以平泉新墅获方外之名因为诗以报洛中士君子兼见寄之什》进行酬和，“业继韦平后，家依昆阆间。恩华辞北第，潇洒爱东山。满室图书在，入门松菊闲。垂天虽暂息，一举出人寰。”[8]1420东山也好，松菊也罢，只是刘禹锡对李德裕热衷隐逸的赞美之辞，实际情况是李德裕并未真正的隐于园，更没有隐士角色的扮演，仅仅是通过园林的建构与吟咏来获取隐逸之名的赞誉。
这种现象并非李德裕所独有，而是中唐士人间的普遍做法。洛阳与长安因其政治地位成为唐时权贵园林相对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权贵贪图仕宦与隐逸双重身份的集中表现。白居易有一首《题洛中第宅》：“水木谁家宅，门高占地宽。……春榭笼烟暖，秋庭锁月寒。……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10]1745再如罗邺题写长安城南显贵宅园有《春日偶题城南韦曲》，诗说：“韦曲城南锦绣堆，千金不惜买花栽。谁知豪贵多羁束，落尽春红不见来。”[1]7526“有园无主”一方面说明唐人对园林的好尚，同时也说明园林成为唐人追求隐逸之名的重要表征，“心在林泉身在城，凤凰楼下得闲名”[11]，在园林别业的保障下，可以顺利地享受为官与隐逸的双重身份。“醉心于以江湖隐士的身份向朝廷展示他自己。然而扮演这种双重角色则有赖于城南以及已成为‘人工化’自然的城郊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向朝廷与京都开放、能够‘代表’夐绝尘俗意味的空间场所。”[12]园林对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成作用，同时也成就了文人所追求的方外之名。
三、自适生活的表达
杨晓山分析白居易密切关注园林的所有权问题时，认为原因有两个：“首先，……宅第和园林不仅是其主人社会地位的有力象征，也能够很好地反映天下的治乱。第二，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说，白居易相信，安稳地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园子是实现一种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而又充足的条件。”[13]30以园林获取方外之名从而拥有显达与隐逸的双重身份，这是士人尤其是权贵们孜孜追求的，然而，对隐逸之名的追求终归比不上对园林的实际拥有和体验，在园林中享受自足闲适的园居生活成为唐代文人的又一追求目标。
与朝贵们追求显达而远离园林别业形成对照的是，白居易在诗歌中抒发着自己对园林的拥有和享受。白居易离任杭州、苏州等地刺史后闲居洛阳，写了大量的作品来表现他对园林的拥有以及园中闲逸自适的生活情调。其《自题小园》云：“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馀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1]2475与李德裕等人长年仕宦在外不得归园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居易“一坐十馀载”，在园中弹琴酌酒、会集嘉宾，“自足”说明诗人居于园的心满意足，正如杨晓山评价白居易的洛阳生活时说：“定居洛阳之后，园林的所有权和对园林的欣赏在白居易的生活里表现出一种完美的结合。”[13]25其实白居易居于庐山草堂时，这种自足自适的心性已经表现出来了，“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10]2736
当诗人以自足的眼光去题写园林时，园林便成为展示闲逸生活的舞台，这在题写他人园林的诗歌中也有体现。牛僧孺在洛阳归仁坊有池馆，《旧唐书·牛僧孺传》载：“洛都筑第于归仁里。任淮南时，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4]4472于园林中与二三友人萧然抒怀，也是难得的惬意。这在白居易为牛僧孺自题别墅所写的和诗中可见，《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云：“谢家别墅最新奇，山展屏风花夹篱。晓月渐沉桥脚底，晨光初照屋梁时。台头有酒莺呼客，水面无尘风洗池。除却吟诗两闲客，此中情状更谁知。”[10]2340青山、花篱、晓月、晨光、小池相组合建构出远离尘嚣的悠然天地，在此幽境中更有酌酒吟诗之人，诗人将其称为“闲客”，从物质环境的悠然到精神的自足，诗人展现的是自己在园林中的闲散姿态，正如宇文所安所言：“与园林一样，被表现的自我也是一种建构，就如诗人宣称园林是大自然的微观缩影，他也可以宣称，那被表现的自我就是现实中自我的具现。”[14]园林为诗人提供了安逸自适的外在环境以及表现自我的舞台，而流通的诗歌则使诗人的社会性展示在他人的认可与赞同中成为现实。
如果说达官显贵在园林中追求隐逸是一种角色扮演的话，那么中唐以来一般士人在郡治官舍内开凿园池则真正实现了仕与隐的统一，园林也由此成为自适生活的最佳表达媒介。韦应物以自己为官的郡斋园林为歌咏对象，创作了大量郡斋诗，其《县斋》云：“仲春时景好，草木渐舒荣。公门且无事，微雨园林清。决决水泉动，忻忻众鸟鸣。闲斋始延瞩，东作兴庶氓。即事玩文墨，抱冲披道经。于焉日淡泊，徒使芳尊盈。”[15]政暇之余于衙署园林中或玩文墨，或披道经，而园林中的泉水、鸟鸣、花木又增添了几笔静谧闲逸的色彩。在任所内开池引泉、栽植花木又或是建亭立榭，已经成为士人们在地方为官时的普遍行为。韦应物如此，白居易更是如此，“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彼皆非吾土，栽种尚忘疲。”[10]459在官舍内开凿小池，“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中底铺白沙，四隅甃青石。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10]367衙署在文人的精心美化下减少了阴森严肃的色调，多了一份悠闲与高逸，使士人们在为政之余可以更便利地享受园林生活。“吏散山逾静，庭闲鸟自来。”[1]6888“不似当官只似闲，野情终日不离山。”[1]7969“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10]433为官的责任和隐逸的闲逸在这里实现统一，由此将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理想的生活方式——吏隐实现了。
四、不平与无奈的寄托
唐代文人用诗歌表现着自己对园林的审美观念，在他们眼中，园林既可以实现达官显贵们追求方外之名的隐士梦，又可以为追求仕途的为官者提供消融仕隐矛盾的自适生活，更成为仕途失意者抒发怨愤与不平的情感载体。如果说中唐士人在园林中实现了仕与隐的融合，那么晚唐士人在园林中则更多表现出隐逸的不平与无奈。正如尚永亮先生所说：“从晚唐骤然增多的‘壶天’吟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指向，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16]
仕途不顺而暂归林园，这种回归实乃不得已，早在李颀的诗歌中已经有所体现。李颀有一首《题綦毋校书别业》：“常称挂冠吏，昨日归沧洲。岂伊问天命，但欲为山游。万物我何有，白云空自幽。”[17]42綦毋校书指綦毋潜，在京都有别业，大约在天宝元年自校书郎弃官归江东，而这时李颀官新乡尉，在綦毋潜别业题诗怀之，“但欲为山游”“赏心随去留”表达了对綦毋潜辞官田居的钦羡之情，但是羡慕仅停留在诗中，真正的挂冠很难付诸行动，所以李颀最后只能以表达相思之情结束，“倏忽令人老，相思河水流”。对他人的归隐表现出羡慕，但当归隐真的成为现实落到他本人身上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李颀有一首《不调归东川别业》，“寸禄言可取，托身将见遗。惭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绂冕谢知己，林园多后时。……清歌聊鼓楫，永日望佳期。”[17]58此诗大约作于天宝三载(744年)，李颀任新乡尉选官不调，后归隐颍阳东川别业，诗歌开头几句说明了归隐的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因选官不调而归隐的无奈，暂作宽慰之语。事实也确实如此，李颀在归隐后的十年间，并非甘于寂寞隐居，而是往来于两京，多与仕宦之人交游。
这种不得已到了晚唐人的题园诗中，则增添了更多的怨愤与不平。司空图感于政治多僻而弃官归隐，在中条山王官谷有别业，别业中有濯缨、修史、证因、览昭、莹心诸亭，《旧唐书·司空图传》记载“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槃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4]5083在清幽的林亭中与高人名僧游赏啸咏，看似悠闲而清逸，然而诗人的归隐乃时世所迫，并非心甘情愿为之，《唐诗纪事》记载：“(司空图)见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乱，即弃官归中条山。”[18]946因此，在中条山之别业中，诗人的心情也终究充满了愤懑，难以平复，诗人也只好时时劝慰自己，并以题写园林的方式有意的压抑自己，其《题休休亭》云：“咄，诺，休休休，莫莫莫，伎两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莫。”[1]7282休休亭本名濯缨亭，司空图将其改为休休亭，“司空氏王官谷休休亭，本濯缨也。……休休乎，且又殁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负于国家矣。复何求哉？”[19]这一重新命名的举动中隐含了作者的用意，原本为保持人格情操的高洁独立，然而终归做不到精神的自由与自足，只好用“休休”强制性地要求自己静心回归。
与司空图题写休休亭中的极大怨愤不同，方干也因应举不第而隐于会稽的镜湖别业，其题写园林别业的诗歌更多的是一种蕴含不平的无奈。《唐才子传》卷七载：“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所住水木幽閟，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20]方干于镜湖萧然山水，以诗自放，曾自题别业作《镜中别业二首》，宋长白《柳亭诗话》云：“方干岛在会稽山东北麓，实镜湖中也。一名寒山，亦称笋庄。干有句曰：‘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皆自题别业也。同时齐己、崔涂辈有诗遥慕之。”[21]其自题诗一云：“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梁燕窥春醉，岩猿学夜吟。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沈。犹自闻钟角，栖身可在深。”[1]7443诗人用“寒山”描写别业的山峰，一个“压”字更给人以沉重愁闷之感，与其说是园景的描摹，不如说是心境的呈现，“春醉”“猿吟”“月沈”“钟角”又给诗人的园居生活增添了一重愁苦和无奈。这种心情在第二首题诗中也有表现，“世人如不容，吾自纵天慵。……身外无能事，头宜白此峰。”[1]7443慵拙的原因在于世不容，在此社会背景下诗人也只能在别业中老此终身。诗中虽也有园林景致的描写，但诗人的愁苦心绪弥漫在诗中，浓得化解不开，与其说是陶冶性情、逍遥自如，不如说借园写志、疏散不平的心绪。
晚唐士人走向山林，以题写园林的文学手段发抒不平与无奈，而这种不平与无奈又被诗人深深压至心底，以“醉”与“吟”的姿态出之，完成自我超越。郑谷在《郊园》中写到：“相近复相寻，山僧与水禽。烟蓑春钓静，雪屋夜棋深。雅道谁开口，时风未醒心。溪光何以报，只有醉和吟。”[1]7721郑谷在乾宁四年(897)，为都官郎中，后不久即告归，退隐于仰山书堂，卒于北岩别墅，此诗当为其归隐别墅后所作，诗歌疏朗闲致，但“未醒心”与“醉和吟”表明诗人在匡时济世的抱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只好在园中以醉逃逸、以咏散怀。啸咏终日的园居情态在晚唐诗人的题园诗中已是常态，如“浊醪最称看山醉，冷句偏宜选竹题。”[1]7752“何年亦作围棋伴，一到松间醉一回。”[1]8310“醉卧白云闲入梦，不知何物是吾身。”[1]9129诗人们在终日醉卧与吟咏中消磨着时光，并以此进入梦境，暂忘世事，消解心中的不平与无奈。
以园林别业为题写对象进行诗歌创作，在唐代已经形成规模并日趋兴盛，从题写范围上看有权贵之园、士人之园以及逸人之园，数量众多，从题写方式上看有自题，有他题，更有闲题、留题、寄题等，灵活多样，推动了题园诗的发展成熟。同时，唐代文人在对园林别业的吟咏与题写中，完成了园林观的多元审美建构，对权贵们而言，园林是他们追求方外之名的绝佳途径，对中唐多数文人而言，园林是他们享受自适生活的空间场所，对晚唐多数文人而言，园林又是他们抒发无奈退隐与不平心绪的情感载体。在唐代不同时期社会背景的影响下，方外之名的追求、自适生活的表达、不平与无奈的寄托，三者之间实存在着一个渐变而又并存的过程，初盛唐时期以方外之名的追求为主，到了中唐时期，逐渐过渡到自适生活的表达，到了晚唐时期，则以不平与无奈的寄托为主，三者并存但又潜移暗化，共同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对后世文人构园、赏园、咏园的社会风尚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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