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共收录的隐逸诗人有五位，中品有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下品有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这说明了他已将隐逸诗作为晋宋独特的文学史现象来看待。而这5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陶渊明代表了晋宋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和最高艺术成就。笔者认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诗人的出现，绝非孤立的文学现象，应与晋宋江州移民及江州的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晋宋江州移民及其文化生态
江州，即今江西省一带，还包括浙江、福建等省的一部分。惠帝元康元年(291)，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1](P462-463)。可以认为是江州称谓的开始。江州地处都城建康的西南，且距建康较近，被看作是“国之南籓，要害之地”[1](P2114)。其中，以寻阳、豫章和武昌三郡文化较为发达，这里又有著名的庐山风景区，于是形成了以庐山和彭蠡为中心的江州文化区。
关于江州的移民，陈寅恪的《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附坞)》中基本没有涉及江州的人口迁移。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讲到江西人口的迁徙时说：江西“处皖、鄂之南，距中原已远，故流民之来者较少，且其地域仅限于北边一小部分。”[2](P211)永嘉之乱进入江西的流民极少，主要分布在寻阳郡。因此，在寻阳郡内先后设置了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等6个侨郡。江州虽然在永嘉年间移民很少，但在后来的社会动荡和战乱中也有不少的移民先后迁移到这里。如，东晋成帝时的苏峻之乱，“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1](P2114)这说明了移民的数量很多。相比于长江中游的荆楚和下游的吴越地区，江州经济文化发展明显滞后，所以，移居这里的士人多为出身次等士族或庶族的中下层文士。虽然不乏高门士族出仕江州，如王敦、谢鲲、庾亮、王凝之、刘毅、谢灵运、刘义庆、荀伯子等都在江州任过州郡之长，但真正影响江州文化个性的是长期移居这里的儒者、文人和隐士。
中古时期，江州以崇儒兴学而著称。早在西晋，就有高平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人虞溥，任鄱阳内史，在郡“大修庠序，广招学徒”，[1](P2139)来郡求学者达七百余人，于是风化大行。他著有《春秋经传注》《江表传》等，并有诗、赋、文章等数十篇。虞溥在鄱阳办学对后来江州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东晋时，陈留(今河南开封)范宣和南阳顺阳(今河南南阳县)范宁先后在江州传授儒学，为当地培养了不少儒学之士。谯国戴逵等人极为崇仰，远道而来投至范宣门下，以至于“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范宣志节高尚，少尚隐遁，终生不仕，虽家贫而多次拒绝地方长官的馈赠。故史臣评其“乐道安贫，弘风阐教”，为“通儒之高尚者也”。[1](P2367)南阳顺阳范宁，史称其“儒博通综”。太元十四年(389)，遭佞臣王国宝与琅邪王司马道子排斥，出为豫章太守。范宁在郡大兴学校，远近慕名而来求学者有千余人。郡中四姓子弟亦被范宁送入学校，学习《五经》。范宁在豫章办出如此大规模的学校，盛况前所未有。在“二范”引领下，江州崇尚儒学者翕然从风，江州遂成为东晋南朝传播儒学的重镇，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儒学人才。如，周续之就是范宁在郡学培养的优秀学生，《南史·周续之传》载：“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同门。”[3](P2871)义熙十二年(416)，刺史檀韶请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校雠。这件事可看作是继“二范”之后，儒学在江州的进一步振兴。陶渊明曾为此作诗《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陶渊明青少年时代和周续之一样，也深受江州儒学之风的影响，他后来所写的诗歌如“少年罕人事，好游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等即是例证。
除了儒学外，佛教在江州也很盛行。主要以著名高僧慧远法师为代表。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今山西宁武附近)。东晋太元六年(381)，慧远准备往罗浮山(今广东境内)静修弘教，路经寻阳，见庐山峰林闲旷秀逸，正是修行的好处所，即定居于此，建精舍龙泉寺，领众修道。东晋元兴元年(402)，慧远主持东林寺，在大师德行感召下，道风日盛，四方名僧雅士望风遥集。名僧主要有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睿、昙恒、道昞、昙诜、道敬、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等人，名儒有刘程之、周续之、张野、张诠、宗炳、雷次宗等人，结社念佛。此时，还有江州刺史王凝之在太元十六年(391)集僧徒八十人，于浔阳精舍，翻译佛经。[4](P377-378)一时形成江州佛学兴盛的局面。
另外，江州也是隐逸文化的发源地。庐山风景秀逸，相传周威烈王时就有隐士匡俗隐居于此。东汉豫章郡有征士徐稚，深受后人推崇。晋宋时期，江州集聚了一批隐逸之士，豫章有范宣、雷次宗，武昌有孟陋、郭翻，寻阳隐逸之风更著，《寻阳记》载：“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凤采之贤，往者忘归矣。”[5](P924)著名隐士有“翟家四世”，“寻阳三隐”以及周子南等。他们疏离于上层政治，耿介孤傲，归隐于山林，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由此而形成江州地区的隐逸文士群体。
总之，由于移民的参与和引领，晋宋时的江州文化生态，是儒学、佛教和隐逸三派并存。三者非但没有排斥和对抗，反而有很多交流和融合，如慧远不但精通佛学，也兼通儒学。雷次宗在刘宋以讲《丧服》礼著称，其学说即来自慧远，次宗以儒学著称，却长乐隐退，这又是江州隐逸之风的影响；被誉为“寻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据陶渊明诗《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和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他也曾讲礼学，周与慧远是雁门同乡，二人交往甚多，其礼学也可能出自慧远。三派互补而不冲突，这与他们相似的地位与文化取向有很大关系，即他们门第都不算很高，充其量也就是地方名族，很难像侨姓高门王、谢和吴姓世族顾、陆那样得到高位。因此，他们多倾向隐逸不仕，淡泊名利，傲视权贵，但最后多以善终。
二、流寓江、荆二州的南阳隐士群体
在研究江州文化时，南阳籍隐士群体在江州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被研究者所忽视。晋宋时期，在江州对隐逸风气影响最大的当数南阳翟汤家族。浔阳翟氏一门四代隐士，以翟汤最为著名，特别受到朝廷和侨姓高门庾氏的礼遇。江州刺史庾亮曾推荐他为国子博士，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虎，发僮客以充当兵役，特别免除翟汤的征调。《晋书》(卷94)《隐逸列传》记翟汤：
翟汤，字道深，寻阳人。……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成帝征为国子博士，汤不起。……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汤不起……康帝复以散骑常侍征汤，固辞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子庄……遵汤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后食……州府礼命，及公车征，并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矫，亦有高操，屡辞辟命。矫子法赐，孝武帝以散骑郎征，亦不至。世有隐行云。[1](P2445)
《宋书》(卷93)《隐逸传》又载翟法赐事迹云：
翟法赐，寻阳柴桑人也。曾祖汤，汤子庄，庄子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征辟。矫生法赐。少守家业，立屋于庐山顶，丧亲后，便不复还家。不食五谷，以兽皮结草为衣，虽乡亲中表，莫得见也。州辟主簿，举秀才，右参军，著作佐郎，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6](P2286)
《寻阳记》还记载，庾亮在江州闻翟汤之风，束带蹑屐而拜。[7](P658)翟汤去世后，庾亮亲自作《翟征君赞》以表彰其高蹈隐逸之志。翟汤祖上在汉晋并无显赫功业，但他在寻阳为翟氏树立了隐逸门风在江州影响很大。因此，翟氏是晋宋庐山隐逸文化的重要代表。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晋书》《宋书》都说翟氏是寻阳人，而庾亮《翟征君赞》却说翟汤是南阳翟君，《世说新语》“栖逸篇”第9条注引《晋阳秋》也说翟汤南阳人：“翟汤字道渊，南阳人，汉方进之后也。笃行任素，义让廉洁，馈赠一无所受。值乱多寇，闻汤名德，皆不敢犯。”[7](P58)为何会出现翟汤二种籍贯的情况呢？这应是翟汤本为南阳人，永嘉后徙居寻阳，世代居住在这里，于是就占籍寻阳，成了寻阳人。这是中古动乱时移民常见的籍贯变化情况。
除翟汤家族外，梁慧皎《高僧传》(卷6)《义解三·慧远传》云：“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8](P214)这当中来慧远处的南阳隐士有宗炳、张莱民、张季硕三位。而宗炳是最有名的一位。宗炳，字少文，南涅阳(今河南镇平)人，晋宋时画家、隐士，著有《画山水序》。永嘉时，宗氏移家居江陵(今属湖北)。东晋末至宋元嘉中，朝廷屡次征招，俱不就。宗炳精通书法、绘画和弹琴，信仰佛教，曾参加庐山僧慧远主持的“白莲社”，作《明佛论》。后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以老病，回江陵。《宋书·隐逸传》还记载宗炳从父弟宗或之也是一位隐士，虽文义不逮炳，而真澹过之。
张莱民、张季硕，在宋人陈舜俞《庐山记》(卷3)中有传记。《张野传》：“张野，字莱民，南阳宛人也。后徙浔阳柴桑。与陶元亮通婚姻。……凡所著述传于世万余言。师敬远公，与刘、雷同辙。远公卒葬西岭，谢灵运为铭，野序之，称门人焉。义熙十四年戊午终，春秋六十九。”[9](P1040)《张诠传》：“张诠，字秀硕。莱民之族人也。情性高逸，酷嗜坟籍。虽耕锄犹带经自乐。朝廷以散骑常侍征，不赴。庾悦以其家贫，以寻阳令禄之。笑曰：‘古人正以容膝为安，屈吾志亦何荣乎？’竟不就。”[9](P1040)知二张为族兄弟，为南阳宛人。而清彭希涑撰《净土圣贤录》(卷8)引《东林传》云：“野，字莱民，浔阳人也。”盖张氏与翟汤家族情况相似，原籍南阳，后流寓江州占籍寻阳。
此外，还有一位隐居荆州的南阳隐士刘驎之，字子骥，影响很大。《晋书》(卷94)《隐逸传》有传，《世说新语》“栖逸篇”第8条、“任诞篇”第38条及刘注引邓粲《晋纪》均记载有他的故事。《晋书·隐逸传》说他是光禄大夫刘耽的族人，“好游山泽，志存遁逸”。《世说新语·栖逸篇》记载刘驎之隐居阳歧，荆州刺史桓冲派人驾船邀请他，赠送甚厚，驎之悉不受，将赠送之物沿道都送给了穷人。“栖逸篇”又称他“高率善史传”。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说明陶渊明很推崇他。陶渊明《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作品创作或受其影响。
为何晋宋时期在江、荆二州形成一个影响较大的南阳隐士群体？笔者认为，这与汉魏以来南阳文化传统有关。汉魏以来，南阳在文化上隶属于中原文化圈，但它又不像洛、许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属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唯刘表所治荆州最为安定，《三国志》卷《刘馥传》注引《晋诸公赞》称：“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10](P465)所以，荆州也成为流寓士人最多的地区。有颍川荀爽、邯郸淳、杜袭、赵俨，京兆赵戬、隗禧、杜畿，山阳王粲，陈国颍容，平原祢衡，河内司马芝，汝南和洽，河东裴潜，南阳韩暨，河南杜夔等，形成了临时代替洛阳的全国学术文化中心。在荆州地区，以刘表为核心组成了荆州政治集团，其骨干即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王粲、刘先、宋忠等，也有一批不被刘表重用或不愿与刘表合作的本土名士和流寓士人。本土名士，如襄阳望族庞德公，隐居于鹿门山，刘表数次请其出仕，均被拒绝。黄承彦“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10](P929)；庞统有“凤雏”之称。流寓荆州的中原士人，有颍川阳翟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人称“水镜”先生。陈国长平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在当地授学聚徒千余人。刘表欲为武陵太守，不就。诸葛亮，汉末乱，随其叔父玄往荆州投靠刘表。后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10](P911)此外，因中原战乱流寓荆州的名士还有颍川郡徐庶、石韬，汝南郡孟建，博陵郡崔钧等。以庞德公为中心，在其周围有司马徽、庞统、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等人，形成荆州在野名士集团。[11](P45)他们与刘表集团疏离，不乐仕进，主要活动在襄阳向北到南阳邓县一带，对南阳隐逸之风有很大影响。永嘉后，南阳一带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南阳许多家族就近南迁到江陵一带避难，南阳士人包括隐逸名士也应跟随迁往江陵地区。但江陵在南北朝对峙时期也属于争夺的战略要冲，也很不安全，因此一些家族沿江东南下即到江州。如慧远即是随道安先到襄阳，再到荆州上明，最后到庐山的。南阳宗氏家族也是先迁至江陵，后来宗炳为了追随慧远法师，从荆州来到庐山。如果这批南阳移民再东迁，即到达东晋南朝的政治核心区建康，但以他们的社会阶层和地位，这是东晋上层统治者所不允许的，就像当时东线移民，许多流民帅被阻止过江，只能居于江淮之间一样，于是，这些南阳隐士家族也就滞留于江州了。南阳翟汤家族也是这样，《世说新语》“栖逸篇”第9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翟汤是“汉方进之后也”。翟方进乃西汉成帝时名相，《汉书》(卷84)本传云：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方进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12](P3411-P3421)
现存史料虽无明确证明，翟氏族人何时从汝南迁移到了南阳，又何时从南阳迁移到了江州，但笔者根据中古人口迁移的史实可作一个合理的推测：翟氏本为汝南上蔡人，他们大约与汝南孟建、颍川石韬、徐庶等一样，在东汉末年为躲避中原战乱迁到南阳，后占籍南阳；永嘉之乱，他们又从南阳迁至江陵，然后再迁到江州。
三、江州隐士家族的交游及其影响
除南阳隐士家族外，在江州还有一些隐士家族，和南阳隐士的情况很相似，他们早先也非江州土著，后来从外地迁往江州地区逐渐土著化，他们到达江州的时间比南阳隐士还早。如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世说新语》“栖逸篇”第10条云：“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孟万年”即孟嘉，“少孤”即孟嘉的弟弟孟陋，刘注引袁宏《孟处士铭》：“处士陋，字少孤，武昌阳新人。”武昌阳新在晋及宋初属江州，距寻阳极近，至宋孝武帝时，始划归郢州。但《晋书》(卷98)《孟嘉传》云：“孟嘉字万年，江夏鄳人，吴司空宗曾孙也。”江夏鄳县，即今河南罗山县。原来孟嘉祖上本是江夏鄳县人，是孟嘉的曾祖父孟宗到吴国做官才移家武昌的。《孟宗别传》曰：“宗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时人之生子以孟为名。”[13](卷262)《孟嘉别传》曰：“宗葬武昌，子孙家焉。”14(P220)宗死后葬武昌阳新，其子孙遂为土著。孟氏与南阳也有学术渊源，张勃《吴录》中说：“孟宗少年时曾跟随南阳李肃学习。”[10](P1169)在东吴即移居寻阳的有汝南周访家族。《晋书》(卷58)《周访传》云：“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成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周访与陶侃二人交情极好，周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侃子瞻为妻。《周访传》还记载陶侃寻牛发现风水墓地并分与周访的故事，故事虽为荒唐，但足以证明二人结交至深。清人陶澍认为，陶渊明诗《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的“周家墓”即是周访家的墓地。[15](P75)据现代学者推测，这位周子南，当为周访之后。[16]由此看来周、陶两家也是世交姻亲了。陶渊明家族也非江州土著，《江州志》云：“晋陶侃，字士行，其先自鄱徙丹阳。父丹仕吴为扬武将军，以功封柴桑候，食采地家焉。生侃，早孤贫，为县吏。”17(P1672)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10)“陶”姓条下记载：“后世望出丹阳，晋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焉。同生丹，吴扬武将军，柴桑侯，遂居其地，生侃。”[18](P161)东汉三国时的丹阳在今安徽当涂县附近。可知陶渊明家族也是在三国吴时从丹阳迁居寻阳柴桑。其他像周续之、刘遗民情况也很类似，《宋书》(卷93)《隐逸传》中也记载了：“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
可见，晋宋移居的江州隐士家族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江州文化水平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要想在江州立稳足跟，就必须与当地名族结合。如翟汤与汝南周子南交好隐居，《世说新语》“栖逸篇”第9条记载：“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阳。”陶渊明那位“躬耕是任，朝夕忘劳”的妻子翟氏也当是翟法赐的族人，翟汤“隐于县界南山”，陶渊明有“悠然望南山”的诗句，他们当居住不远，志趣相投，两个家族也都有道教情结，史载翟法赐“不食五谷”，显然是一位隐居辟谷的道教徒，而陶渊明的族叔陶淡也是信奉道教者。《庐山记》记载南阳张氏莱民居寻阳，与陶渊明通婚姻。阳新孟氏与陶氏也是世代交好姻亲，据《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孟嘉娶陶侃第十女，而陶渊明的母亲又是孟嘉的第四女。南阳隐士刘驎之与陶家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云：“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从这段话可看出，刘耽极为推崇孟嘉，与孟嘉交情极好。这里还要注意他们与桓氏家族的关系，陶渊明所说的征西大将军就是指桓温，孟嘉是桓温长史，二人感情极好，故《晋书》将孟嘉传附于桓温传之后，刘耽则将女儿嫁给了桓温的儿子桓玄。而这段话中与刘耽谈话的正是陶渊明的从父陶夔，可见，刘氏与陶氏家族有交往，刘耽乃刘驎之族人。陶渊明应该从这种关系中了解不少刘驎之的故事。所以，陶渊明受刘驎之影响并赞赏刘驎之自在情理之中。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陶渊明成为一名隐士是毫不奇怪的了。除上述家族外，我们还须注意约与陶渊明生活在同时代的湛方生其人，从他的《庐山神仙诗》《帆入南湖》诸作来看，他曾生活在庐山一带，与陶渊明生活的范围相近，二人诗风有很大相似之处。又《晋阳秋》记载：“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贫贱，纺绩以资给侃，使交结胜己。”[7](P811)《侃别传》也记载了：“母湛氏，贤明有法训。”从湛氏仪度治家的表现来看，很有修养，不像贫贱之女。此湛方生或与湛氏同族。因此，上述南阳翟氏、张氏、刘氏等与阳新孟氏、汝南周氏、陶渊明家族等相互交好或结为姻亲，就形成了江州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深受社会崇敬。
但如果从整个南朝来看，他们的家族地位不但不能与侨寓高门王谢和吴地旧族顾、陆相比，即使与京口彭城刘氏、东海徐氏、何氏、高平郗氏、檀氏等及会稽的虞氏、贺氏、孔氏等相比也略逊一筹，他们在整个东晋南朝大约属于下层士族或庶族。因此，他们被高门士族很看不起，像陶侃已做到三公之位尚被温峤骂作“溪狗”，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仕途更是充满艰辛，再加上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视从政为水火，与其如此，还不如隐世隔绝。因此，江州隐士在是否出仕上往往表现得更加决绝，躬耕自食，对于他人赠送的物质也加以拒绝。如，翟汤“司徒王导征辟，辞不就，隐居庐山。”干宝与翟汤有通家之谊，见其清贫，特派人送给他一船货物，翟汤接到后，货物变卖成绢帛，又送回干宝。孟陋，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翟法赐，高尚不仕，为躲避征辟逃入深山，不食五谷，以兽皮结草为衣。张孝秀辞官后归庐山东林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一些儒者也形同隐士，如，范宣志节高尚，少尚隐遁，终生不仕。庾爰之因范宣家境贫寒，赠送他很多物质，范宣拒绝接受。周续之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雷次宗笃志好学，隐退不交世务。他们与会稽地区的高门隐士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如，戴逵在剡溪隐居，郗超为其办百万资，戴逵与亲友写信说：“我在剡溪隐居的地方像官府。”许询在永兴隐居，经常接受各地官府赠送的物质，有人就讽刺说：“曾听说许由箕山隐居好像不是这样的。”当然，江州隐士也得到上层士族的尊重，如，庾亮亲自为翟汤写《翟征君赞》，陶渊明受到颜延之、王弘、檀道济等人礼遇。但如果他们真的出仕，可能就是自取其辱，还是被高门瞧不起。如，周子南经不起庾亮的诱惑，出仕失节，大为后悔，自叹：“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竟发病而卒。因此，对于江州这批庶族文士来说，选择隐居自可保持高洁和人格尊严，且免除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或许就是他们人生最好的选择。
综上所述，晋宋时期，流寓江州的翟氏、宗氏、张氏等南阳文人家族群体和汉末东吴占籍江州的陶氏、孟氏、周氏等家族群体互相交游，互结姻亲，他们孤傲不群，淡泊名利，高尚其志，隐逸不仕，乃至躬耕自食。他们大多擅长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与群体个性和人生旨趣相适应，其诗文多以山水田园为主，风格偏向质朴平易，淳古澹泊，追求一种天然的“野趣”，构成了江州独特的文化和精神氛围。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19](P45)如果我们从江州隐士群体“合唱”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氛围考察出发，来理解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晋宋之际出现的作家，那么，这时期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可能会清晰地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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