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恺刻并序。前有《〈孙子集注〉序》，末署“嘉靖乙卯春正月穀日锡山谈恺书虔台之思归轩”。嘉靖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穀旦”，义为“良辰”。经校查，这是依南宋《十一家注孙子》的翻刻本。书中凡引曹操注直称“曹操曰”，与南宋《十一家注孙子》同，而与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所依据的底本华阴道藏本不同，其引曹操注一律称“曹公曰”。款式与南宋《十一家注孙子》不同，宋人刻书习惯是在原文行内加注(双行小字)，此《孙子集注》则是原文占一行，注文另起一行，低原文一格，用与原文大小一样的字，依序排列注文。此刻本对于校勘《孙子》有重要的价值(唯《行军篇》有若干错乱)。谈恺的序文，引用欧阳修评论诸家“孙子注”的文字，他本《孙子》注不见，兹抄录于下，以便参考。“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孙子》注二十余家，予所见仅此。汉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笙、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梅尧臣、王晳、何氏。诸家多托之空言，而曹操则见之行事者也。操尝别为《新书》，诸将征伐即以《新书》授之，从者胜，违者负。今《新书》不传而见于《李卫公问答》(按：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者，机权应变，寔本之《孙子》。其注多隐辞，引而不发，操之所以如鬼也。”欧阳公如此推崇曹操注，实为大谬。曹操在军事上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稍后于欧阳修的苏轼就已指出：曹操犯了两次战略错误(一为赤壁之战，一为失掉进军占领汉中巴蜀的时机)，以致终魏之世，不能实现中国之统一。(见《苏东坡集·魏武帝论》)因此，曹操注《孙子》，凡属战略原理者，大都错误。贬低曹操以外的诸家，亦属无见。把“孟氏”当作唐人也错了。孟氏是六朝时南朝梁人。(见清毕以珣《孙子叙录》)其下谈恺引杜牧《孙子注自序》等，而发表自己的评论，颇有见地。“杜牧《自序》云：‘孙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有败，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拞(按：‘拞’为‘抵’的俗字，见《龙龛手镜》)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予解犹盘中走丸。横斜曲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牧未尝用兵，观其与时宰论兵二书，谓尚(上)古兵柄，本出儒术。援古证今，若绳裁刀解，使其言用于山东，不足平矣。陈皞注多指责杜之谬误。人各有见，未必为樊川病也。李笙注，依《太乙遁甲》，杂引诸史以证《太乙遁甲》，与今所存书往往不同，意古书散逸久矣。孟氏、贾林、杜佑(注)，即唐纪燮所集者。岐公(按：杜佑被封为‘岐国公’)相业足称，而文章议论亦炳焕杰出;其注于里居时撰(见《通典》)。张预取历代名将制胜有合于《孙子》者编次为传，于《孙子》多所发明。梅尧臣注，文忠公谓其当与三家并传，晦翁(按：指朱熹)有定论矣。孟氏、贾林、王晳、何氏，虽言人人殊，而皆于观者有所裨益。”“皆于观者有所裨益”，确为持平之论。他对于张预的评说很有道理。张预之所以对《孙子》原理“多所发明”乃得力于研究名将传，亦即研究战争史。观杜牧之《自序》，可知他研究过战争史，这也是他注《孙子》有贡献的原因之一。谈恺对李笙注《孙子》评说有欠公允，未认识李注的价值。李笙第一个引用战例解释《孙子》，也是第一个初步阐释《孙子》的治乱、强弱、勇怯在一定条件互相转化的辩证法的。谈恺，字守教，嘉靖进士，累官副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后拜兵部右侍郎。移镇两广，曾镇压峒地人民起义，以功加右都御史。此《孙子集注》是他督军虔台时所刻。“予奉命督军虔台，进武弁及生儒问之，无有知是书者，取授之以梓，以广其传。”所谓“无有知是书”，盖承平既久之故。明版谈刻《孙子集注》现存，并有上海涵芬楼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