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冬在重庆长安寺佛学社讲── 一 引发 二 佛教最要的一法 三 中国急需的一事 四 结成
一 引发
今天的讲题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所以提出这个题目来讲的因由，不能不先说一下：中国自有佛教以来已经有一千九百余年的历史，在这悠久底时间，佛教底传播广泛而且深到；无论大都闹市或穷乡僻壤都有著代表佛教的寺院僧尼，而信仰佛教者也各种各类的人都有，如历代的贤君、良臣、仁人、志士乃至村落间的愚夫、愚妇，多以佛教为他们信仰的对象。在这样复杂的人们来信仰佛教，当然有对于佛教的认识是很馍糊的；有些佛法的信仰是不澈厎的；即有一二贤哲之士谈空说有，然往往对于佛法执其一偏之见，亦多未能握得一要义以贯通一切。所以、今天要提出佛教最要底一法来讨究。复次、中国近三四十年，差不多都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里过生活，到今日已到国难最严重底阶段。茌这样的局面下亟欲救济，当然要先团结人心，以政治、军备为急务，然若从这深重的灾难而推其根源，则国民心理的安否，尤其是最紧要的一件事。近数十年国民心理上已失了安心立命之道，成了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趋势，而目前中国正本清源的办法，就是如何使民心有所依归。所以从佛法最重要的一法，又推论到中国急需的一事。
二 佛教最要的一法
一、怎样叫做最要 最要的定义，从佛教里面讲，就是说：若有了此一法，便显然是佛教底教法；若信仰这一法，也便显然是信仰佛教。反面来说：就是离开这一法，就不是佛教，或就非是信仰佛教。还有、因为这一法在其他底学术宗教中，有的根本没有讲到，纵使有些讲到，然其理不能充分建立，故此一法唯有佛教能完全成立。
二、批评所不是 在伟大的佛教教法内选择最重要的一法，本是不很容易的。前月在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及重庆佛学社曾提出这个问题讨论过，当时有人说道：佛教最要的一法是“菩提心”。一往的看来，固然佛法的功德皆从菩提心发生，但是、菩提心乃大乘佛法所必要，小乘或人天二乘就不一定需要，故不极成。有的说道：“信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本来、要成为一个佛教徒，最低限度对于佛教须有信仰心；可是信心不限于佛教，仅举信心，显然不能就表明佛教。于是有人在信心上再加一“正”字，表示佛教是“正信”，不是通于他教的信心。然而正信、抑非正信，究竟应用何种标准来判定呢？其他宗教徒，何尝不是以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为正信呢？有人说道：“戒”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戒之一法，五乘都有；从修行上、戒也的确很重要。可是没有受戒的人，如果受三皈也可为佛教徒；而且世间一般学者，也可以对佛教作客观的研究，以谈何者为佛教，所以单以戒来范围，就未免太狭小了。同时、别种宗教等也各有其戒条，则又未免太广了。有人说道：“定”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从佛教修持的历程上说，要想超出欲界或世间，固必须与定心相应的。然佛法的欲界人天乘，即不必有定，可知佛教亦不必有定心；何况外道亦有定心的？假使说“定心”就是佛教，那么、外道有定心，也可以是佛教了。有人说道：“慧”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但慧有广狭之分：广则世间宗教、学术都是智慧的结晶；了解佛教底教义，固然亦需要智慧，然有智慧不必就是佛教。狭则智慧即指般若而言，以了知一切法空无我性的般若为智慧，此种智慧是出世间破无明断烦恼所必需；然佛教通于世间出世间，单就世间佛教来说，就不必定有般若底智慧了。有人说道：“涅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涅槃的含义及种类很多，最普通的解释，就是指己了生死流转的解脱果而言。从出世法的方面说，涅槃确是根本要法；但是从人天二乘来说，就不一定是最要了。有人说道：“空无我”是佛教最要的一法。空无我本来是佛教说明一切法的共通性，要破无明、断烦恼，先须了知一切法空无我性；然不知空无我性，亦可修学佛教的人天善法。
有人说道：“无常”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无常义通世出世间法，所谓“诸行无常”，亦是佛教最重要的观念；可是佛法中有立一切法常住宗的，也有说“常”与“无常”都是边见的，这可见仅说无常亦非尽然了。有人主张：“缘生”、“缘起”是佛教最要底一法。因缘所生法原是通五乘共法。缘起有广狭之分：广义言之，托缘现起皆可谓之“缘起”；从狭义来说：即的指十二缘起而言。广义的“缘生”、“缘起”，有如通途所言因果。无论那一种现象，都可以用因果意义来说明，佛所说十因、四缘、五果，亦皆从因果分析说。科学所立之公例，逻辑所立“同一律”、“矛盾律”、“拒中律”、“充足理由律”，亦从因果观念而产生。因此、单讲普泛的因果，究竟未完具上面所言之最要义。
三、指定所是 此间所谓佛教最要的一法，就是从广泛因果中，指定十二缘起底异熟因果法以言；用浅显的名辞来说：就是“业报”。凡说明业报，既显然为佛教；信业报的亦显然必是佛教徒。业是一切善恶行为的通称，报是由业所引生底结果；有善的行为即引生好的结果，恶的行为就引生不好的结果；造有漏业即得有漏报，造无漏清净业即得无漏清净报。如不许业报，无业无报，一定不是佛教。佛教以执常无常等但为边见，独不信业报成大邪见。从整个佛教底教理说，惟有业报这一法，是适合上面所说“最要”底条件。换句话说：说有业报则显然是佛教，不说业报或不信业报即非是佛教。世间其他学术宗教有不许业报者，如主张自然而然，或主张宇宙万有皆为神所创造的；亦有虽讲到“业报”而不能成立的，如中国古书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语，好像有“业报”的意味。但是历史上许多例外的事实，如孔子弟子颜渊贤而贫夭；又盗跖作恶反得富贵寿考，这不是没有业报吗？假使说不报之本身亦可报之子孙，然如尧舜系古之贤君，其子不肖之极，其孙曾亦无所闻，这还有甚么业报呢？其他宗教也或有天堂、地狱之说，表面看来，好像亦有后世业报的意味。然稍究之，其说即不能成立。因为这般宗教说有一创造宇宙底主宰，这个主宰能创造支配人类及一切事物。这样一来，善人固由主宰所创造，恶人所发生坏的行为，仍由主宰所创造，个人的行为尽可不负任何责任。若尔、善恶行为既不须本人自己负责，已失了业报的义意。还有、执事物有固定实体及人等有神我灵魂，皆不能成立业报。因为既有固定实体，或神我、灵魂，即转来转去皆无变化；既无变化，即善恶业皆不能改造报体，尚何业报之可言？所以从上面看，报之一法，有些根本没有讲到；有些略略讲到，又不能自圆其说；真真把业报理论确实建立起来的，惟有佛教而已。佛教说明异熟因果，内容本极微细专门，非常人所能了解。不过异熟因果的普通意义，就是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此中前世非只一世，前世更有前世，前前即无始；此中后世亦非只一世，后世更有后世，后后即无终。因为众生底生命绵延不绝，所以业之受报亦强者先牵，无有定期。有现报，有后报，有暂时隐伏待机缘成熟才受报的，也有由相反的善业力把己有恶业克伏下来的。内容复杂，惟罗汉、菩萨与佛乃能穷知究竟。然理论上则人人皆可说得通，由此可知业报道理，惟有佛教能确立起来。
四、释难广成 业报、在佛教确能充分成立起来。不过、有人或许以为业报乃专从三世六道生死流转的有漏因果方面而言，佛的出世法就用不著讲业报。其实不然，世间有漏业固有有漏报，出世间无漏清净业亦有无漏清净报。六凡为有漏业报，四圣难道不是无漏果报吗？十二缘起固为有漏的流转业报，出生死、证涅槃，又难道不是无漏的还灭吗？何况假使不是三世、六道的有漏业报难解脱，吾人又何须依佛法发心修行、求菩提、涅槃呢？可知业报通世出世间，非但指有漏而言。有人或许以为业报是从世俗法言，佛教究竟胜义谛，乃在了达一切法空。如心经：“是故空中，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此诸法空义，为大乘佛教之要点，然若谓所明空义可拨去业报，则根本错误！以无业无报是恶取空，非佛教所说的真空。须知佛教讲空，正是说明众生及法没有固定不变的实我，惟其无固定之作者受者，乃可随各种业力而转变，所谓“毕竟无作无受者，于诸业报亦不亡”。讲空最澈底、莫过于龙树中论，龙树曾说道：“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盖不明空性，法法皆固定不变，尚何因果之可言？可知讲空义，正所以明善恶因果悉可改转；转染成净，即建立三宝，故明无我无自性义，亦正所以成立业报之可转而已。讲空无性如离掉业报，与虚无外道断见何异？有的人或许以为佛教最精要的在明唯心、唯识，业报并非必要。殊不知佛教之说唯心唯识义，正为成立业报之理。因为外道执有固定之主宰，或神我造作万有，佛乃说三界唯心所造、唯识所变以破之。遣我法二执，说明一切法种子摄持于阿赖耶识，不起时仍无散失，异时异地仍可受报，净法熏习可培植无漏种子，然后才可证得无上菩提之果。讲唯识如离掉业报，与通途唯心哲学有何差别？又何须大乘唯识论呢？业报道理已略说过，可知从浅至深，由下至高，佛的教法皆不离此一法。今本此一法，进一步来讨论中国急需的一事。
三 中国急需的一事
一、急需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 上面说过，中国构成这样空前的国难，乃由于民族心理之先失安定。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民族巳失了文化的重心。我们知道民族生命的历程是取决于民族的历程；一个民族的生存，除了土地、主权、人民以外，差不多以“文化”为主要因素，所以一个民族生命的开展，依靠于某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民族文化有了重心，民族生命就不致衰乱。中国自汉朝罢黜百家专崇儒术以来，周、孔的儒家文化，差不多成为民族文化底重心；其他黄、老的道家文化，乃至墨、法、阴阳诸家文化，都附从在儒家文化的下面，或汇为道教；到了东汉，佛教由印度输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而入隋、唐，佛教遂成为民间普遍的宗教信仰；然民族文化仍以儒家为主体，潜汇的道教文化、及传来的佛教文化，虽已盛行于当时农工商社会，成为一种风尚，然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级，固仍以儒教为骨干也。历六朝入隋、唐后，遂有儒、释、道三教区分鼎立，而释、道二教且有迁就儒家思想之趋势。赵宋以后，中国整个的民族，乃成为儒、道、佛三种文化底内分泌所渗透的民族，即所谓儒家文化，亦早受道、释底影响，其中内容已不尽是儒家的本真，一般读书人或士大夫，因为装饰门面，仍认儒教为中国正宗，斥释、老为异端，其实思想本身已含有释、道的血分，所谓“理学”，就是外儒内释或外儒内道底结晶品。清朝外族入治，仍依儒及释、道为文化重心，因为不如此，即不能安定下去。明末张、李之乱，清季洪、杨之变，都是不曾把握得此一民族文化重心底关系，以致立不住脚。然自五囗通商以来，中国渐成为与欧、美、亚各国间来往的一国，屡受屈辱以后，把从前那种鄙夷的看法，逐渐有羡慕模仿倾向。最初羡慕的在乎兵舰、枪炮，以为这是列强惟一的强处；从中日战争失败之后，更模仿法、政、农、工各方面；庚子之后，遂把中国本有政教底重心丧失殆尽了。辛亥革命以后，构成政权迭更，军阀割据的局面。至民国七八年，发生新文化运动之思潮，同时更有俄国式之共产革命思想的流传，社会现象皆陷入剧变状态。经上述重重改革变动之后，从前儒教为主的民族文化，已逐渐崩溃了！到了现在，急需再建一民族文化底重心。
二、演变成新儒家的不能 由各种新思潮与固有文化相摩擦，社会制度底改变，有识之士已逐渐注意到文化的重要，这是一种应有的趋势。但是如何再建文化底重心呢？有人以为自西汉以来，中国虽有黄、老的道家文化为骨干及墨、法诸家学说，然民族文化底重心，固早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删订六经的儒家思想为主；至东汉经魏、晋入南北朝、隋、唐、释、道两家有相当的发展，然维持政权民心的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五代入宋，遂演成采取释、道精华的新儒家宋明理学。所以有人以从前底结果，推论今后当仍由吸收西洋学术工业文明，以构成一新儒家，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这种推想，比较一般专主恢复固有文化的，确是高明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宋明理学构成的新儒家体系，所以能维持下去，还是因为自汉以后中国社会仍以宗法的家族制度为基本。社会既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面，儒家文化的特点，即在家族中心的伦理道德，当然与家族制度为中心的社会能相调适。所以佛教输入到唐、宋以后，僧尼寺院亦带有儒化的大家族意味。然而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与今欧、美等各国国际来往的一国，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时时在剧变适应之中，现代国家是合全民族力量所成的战斗团体，中国如果不改变旧的形态，就不能具备现代国家的条件，不配加入现代世界中。盖自产业革命厎结果，经济上已变成资本主义底社会；城市的发达，财富底集增，工商业底的兴盛和扩大，帝国主义之向外侵略，在在对于吾族文化底本身有绝大威胁，迥非宋、明时代所能比拟！所以从产业革命变成工业社会之后，已将从前家族分化，要想维持大家族制度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中国不想改成为现代国家则已，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则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已成过去，而家族伦理的儒化亦难复活。且就家族中心的社会底本身而论，其缺点亦甚多，最显著的，就是：一个人为家所累，不能把他的精力贡献于社会，因此埋没了许多天才。即有为国为民的举动，亦皆先以身家为重，须“行有余力”，乃能为及国群。等而下之，在反面又养成多数苟且依赖于家族亲故而生活的不健全分子，法律的不能严正，政治的不能廉明，强半乃因于此。中国往昔有赖家族的维系，然今后则必趋崩溃，而民族文化底重心，亦不再属儒家了。
三、全盘西化的不能 演变成新儒家既不可能，另有一部份人则主张全盘西化，并以西化即为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化或西化的特征，有个人资本主义、或共产社会主义的两种国家。但是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由历史的演进看来，已渐趋崩溃途径；而共产社会生义国家，犹未有建设成功的把握。西化本身既有缺点，且中国没有近代科学工业生产力做基础，贸贸然主张西化；就西化的分野上说，中国究竟要用何种西化──个人资本主义呢？还是共产社会主义呢？都是很难决定的。此说全盘西化的不可能，当然不像“与古为徒”的先生们，主张中国固有文化是如何的“万能”似的，而抹煞别个民族文化的优点；但是也不像中国现在有些为了国家衰弱，如因噎废食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对欧、美文化就盲目承受，而抹煞数千年先哲心力血汗所培积的文化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内在性，也都有他的历史地理因素，所以全盘西化是事实上做不到的。
四、确信业报到各自负责 演变成新儒家或全盘西化既均不能，我们便回溯到上面所讲佛教最要的业报一法。从业报所含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后受，不作不受”的最高原则：一、应用到政治方面，就可以养成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我们知道，中国到了现在，已处于存亡绝续之交！然这样空前的国难，一面固然是暴敌破坏非战公约，蔑视国际联盟，有意扰乱全世界的和平，对于中国侮辱所造成；可是从业报的道理看来，暴敌之所以敢打到我们领土来，何以不敢以对我之行动去对付英、美、法、德，我们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说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此意。这次执行神圣的民族抗战，我们必须全面持久以期于胜利，以保持国家之完全独立；可是从业报的道理看来，除了有健全的政治机构外，个人方面尤须深切反省，自力更生，养成为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惟有成为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才能除掉贪黩卑污依赖苟安的缺点，民族的意识才能强化起来！二、从业报的原理应用到学术方面，我觉得需要一种按照森严因果律的论理数理的训练，尽量发挥中国学术的优点，纠正补充其缺点，使中国学术永远存在，继续发展，只有改造，不会消灭，只有进步，不会衰退，必如是中国文化乃为活文化而非死文化，有世界性且有未来性。三、从业报底原理应用到宗教方面，觉得一神的宗教都不适合于现代思想，上帝的存在已被科学否定了；今后宗教、无疑地须具有理智的成分才能存在。佛教底教理，被世界学者公认为最富理智的产物，我们能从佛教业报的道理作为唯一的依归，则富于理智的专一信仰，也不难确立了。四、从业报的原理应用到道德的实践，则可贯通于功利、超功利之间，彻上彻下。中国传统的道德，重在动机不重结果。从前胶西王问于董仲舒曰：越王勾践用五大夫而霸中国，可谓仁乎？董子曰：仁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不许其仁。陈同甫日以王霸杂用、报仇雪耻为事，而朱晦庵说他日在利欲胶漆盆中。董、朱的意思，以为圣人之道，虽在患难困穷之中，要有覆天盖地、民胞物与的气概。我们祗要明明德以感化人群，不必分别人我，计较利害，而佛教的业报法则应用于道德，也可如此。确信业报善恶的行为，只问义不义，不问利不利，遇有颠沛患难之事，亦可逆来顺受，直下承当，不希望于将来，更不留恋于过去，只认定现实，把握现实，积极向是处善处前进；所谓“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均是此意。又以业报应用在道德底功利方面来说，有些好不好行为，可以得现前的果报；有些行为，虽然眼前得不到反应，但是只要你相信业报，不久的将来或后后的将来，仍然是要受报。以这样业报法成为正确的信仰，则但能行善行义必有充分的功利结果，可以使各人增加自己不少勇气，做到政治上、学术上、信仰上、道德上各各自负责任，以积极的提高个己，贡献人群，实行自利利他的弘愿。民族急需的一事，恐怕就在这一点吧！
四 结成
由佛教最要的业报一法，推论到中国急需重建民族文化重心的一事，在信业报以各自负责；其中间没有丝毫勉强粉饰的地方。这种认识，不消说在每一个佛教徒是很需要的；尤其是抗战建国最艰苦最吃紧的时期，这种从民族共业的善因培养，无疑的是抗战建国自力更生的基本工作。抗战建国的基础，在于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而信仰别业共业的业报，尤为精神力量之主干，由信仰业报做自力更生的哲学基础，才能不惮改过，不惮迁善，负起抗战建国使命。基于自作自受──别业──，共作共受──共业──的宇宙人生大法，积集无数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胜利，才能完成真正的最后胜利！(虞愚记)(见海刊二十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