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在印度,早由空有两大思潮的激扬,而演成大乘性相的两大派系。传来中国,到了黄金时代的隋唐,大小乘十宗的旗帜,也已很鲜明地竖立起来。各宗派的创立者虽从修证佛法的境界各自发挥其心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建立其不同的宗派。可是回到修持上来,则不归于戒律,即归于禅观或净土;而修禅观或净土行者,仍不能离开戒律,以戒律为修习一切善法的基础。那么,不论出家或在家佛徒,对于戒律都是一样的需要,因全部佛法都是建筑在戒律之上的。所谓:“一切众律中,戒经为最上;佛法三藏教,毗奈耶为首。”这是为佛徒的铁律,谁也不能否认的。“四十二章经”则说:“佛子离吾数千里,忆念吾戒,必证道果;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吾戒,终不得道。”有志修学佛法而于戒行有亏的,读到佛陀这些教诫的经文,不能不毛骨悚然而思有以匡正了。
佛律虽很谨严,条文也很繁琐,但在今日真能“严净毗尼,研究律藏”的人,又有几多呢?不特束置高阁无人过问,就是能谈戒律的人也必定是很有勇气的,没有勇气就不敢谈了。这原因或在戒律的性质太严肃,末世业障深重,持之不易,索性不持了,谈也无益,索性不谈了。近世佛门的大心之士,有鉴乎此种衰颓而散漫无章的情形,有发心出来提倡振兴律学,也有认为律学有重新估价的需要。根据律部中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理由,主张适宜时地环境的需求,可行者行,不可行或行不通的,不妨舍弃。其实这种思想也不始于今日,远在二千五百年前,在阿难陀和大迦叶领导的教团中,早已发生争论了。阿难在第一次结集经典后曾说:“佛将入灭时曾告我,大众若欲弃小小戒,可随意弃。”当时迦叶板起面孔反对道:“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据律部记载,当时还有一愚痴比丘说:“那老头(佛)去世甚好!他在世时常拿戒律约束我们,这件不许做,那件不准行,如今我们可以极自由地为所欲为了!”迦叶听了觉得痛心,也因此而发起结集律藏。
本来戒法为四众弟子的金科玉律,应守应行,理所当然,那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谓:“毗尼久住,正法久住”;可是在事实上,又有不然,不但在佛灭后的初期,诸大罗汉之间为了戒律的可舍与不舍问题,发生歧见,弄到教团的不协调;就是在佛陀时代,不是已有“六群比丘”及比丘尼出现了吗?难道那时毗尼不住世吗?不是正法住世时代吗?这或者由于众生的慧根深浅与向道之心有无而所使然:其慧根深而向道心坚切的,即能严持戒律;其慧根浅而向道心薄弱的,自然难得清净了。或者以戒律太严肃,条文又繁琐,使人望之生畏,感到不易坚持,或坚持亦难到底,无形中便松弛了。
佛历二五○五年春,我在星洲方便禁足期间,在无尽灯上读到圣严法师作的《受戒学戒与持戒》及《戒律的传承与弘扬》,觉其慧解敏颖,文笔犀利,所言切中时弊,深为感动。当时曾以灯刊读者的名义略致薄敬。在那文末谈到弘一律师尝自检验,认为自己非但不够比丘的资格,也不够沙弥的资格,甚至连一个五戒满分优婆塞的资格亦不够。一个闻名持戒的律师,还不敢以满分五戒净人自居,可知戒条是如何地谨严难守了。明朝的紫柏大师,胁不着席四十余年,犹以未能持微细戒,终不敢为人授沙弥戒和比丘戒,到不得已时也只为人授五戒。莲池大师尝自称为“菩萨弟子”或“沙门”,不敢以比丘自居。蕅益大师阅过律藏之后作“退戒缘起”,认为一向所受的戒不合法,没有做比丘资格,自称“菩萨沙弥”,太虚大师亦有“比丘不是佛未成,但愿称我为菩萨”。从古今高贤的谨严处,知戒律是如何的严格,不易如法受持,但亦不能因持得不够圆满就不持,应量力求受,不逾绳墨,才不负弘扬戒律者的用心!
自来在佛门中提倡戒律的人,以上座硕德为多,青年人来谈戒律的倒不多见。今作者圣严法师,年轻志高,学富力强,从研究戒律而弘扬戒律,欲以戒律精神振兴佛教,这不能不使人敬佩!他曾说过,写作本书是受了蕅益大师与弘一大师的影响很多,但没有全部走他们的路线,甚至也没有全部站在南山宗的立场。可知他对戒律,是另有新的看法。看他的志趣,似走在弘一律师与太虚大师之间,而更接近后者的意趣。在生活上着重戒律的根本精神,不拘滞于条文的呆板死守,在思想上接通佛陀的根本教义,活用于时代的文化领域。这意趣正是时代的产物,把它尽量表达出来,培养佛教的时代精神,使每一个怀有整理僧制职志的新时代佛教青年,思想都能够走向这一路线,汇成一条佛教新时代的文化洪流,那么一切佛教的垃圾就不怕冲不开。他对晚近的教内同道,还曾慨然的说:“若标榜持戒,便成了孤独古怪;若标榜学教,便成了放浪形骸;若标榜学禅与密,便成了神鬼模样。”这也是一针见血之论,对于患了严重麻痹症的现代佛教内部,是不无晨钟暮鼓的作用。他对佛教现状既有如此深的了解与抱负,自然对振兴律学另有最应时的立场与看法,而写出来成为文字,自然也不同凡响了。
作者再次来书问序于我,并提示本书的宗要是:“为了实际的要求,本书的内容既是通俗性的,也是研究性的,尤其是实用性的。所以除了具足戒及式叉戒之外,其余各戒均录有受戒仪轨,并且尽量介绍最切实、最简明、最能适应于普遍要求的受戒仪轨。至于介绍各戒的性质、意义、渊源、作用以及为何受戒、如何受戒、受戒之后又如何,那自是本书应负的责任了。所以读了本书之后,对于戒律当可得到一个具体的印象。”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本书的内容与价值。全书约有十九万字,把七众弟子各别的戒法描绘出来,虽然有他自己的见解,但每篇都是有所根据的。比如比丘比丘尼戒,是本弘一律师之意而写的,菩萨戒是综合“璎珞”、“梵网”、“瑜伽”、“持地”等经,及“梵网”、“瑜伽” 各名家注疏的重要内容而写的。我还认为本书的好处是引经据典,把七众弟子的戒法,作简明而有系统的叙述,使读者得到不少的便利和切合实用。时丁末世,人性疏懒,已很少有人能向大藏经中去翻阅长篇累牍的众多律部,因此身为七众弟子的很多,真能了解七众律仪皮毛的已很少,更谈不到去作深刻的研究分析与叙述。那么本书正适合现时的七众佛徒的需要,固能人手一篇,时加玩味,便知道自己学佛所应作的是些什么事,同时也不负写作者的一番美意。在律制松弛,佛法衰颓的今日,律学已成了冷门的学问,少人问津;而作者既专志攻修,又勤于写作,所写的又是热情奔放,审理明晰,文笔通畅,适合一般口味的文章,求之于现代青年法师,真是异军突起,希有难得。
作者又曾在来信中,慨叹自己不够资格来谈戒律,来写戒律;就是我,更不敢也不配为这部神圣的律书作序,所以延搁到一年多也不想动笔。但感于作者的智慧与热诚,屡屡来函说明他写本书一气呵成,不曾间断,完全因第一篇绪论发表在灯刊得到我的鼓励所致,因此使我对本书的完成,虽没有居功之心,却有欢喜之情,不能不写这一篇不像样的序文,来作随喜功德的赞叹了!
佛纪二五○八年十月三十日竺摩写于槟城正慧讲堂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