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崇恩主义的宗教,父母、众生、国家、三宝,称为四恩,孝养父母、广度众生、爱护国家、恭敬三宝,不是为了求取什么,完全是为了报恩的动机。所以对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不容怀疑他的国家意识。
佛陀释迦世尊,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故国迦毗罗卫,但当他晚年时代,舍卫国的青年国君琉璃大王,为了报复迦毗罗卫国在他少年时代给他的侮辱,便发动大军,誓言消灭迦毗罗卫的释迦种族。这被佛陀知道了,便一个人在琉璃王的军队必定经过的道中,坐于一棵枯树之下,任由烈日曝晒。琉璃王见了便问佛陀,何以不坐在有叶的树荫之下?佛的回答是很感人的:「亲族之荫故胜外人。」(增一阿含卷二六等见品之二)
就这样,琉璃王进军了三次,三次都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所以也撤退了三次。到第四次,佛陀知道这是释迦族的共业,也是无法挽救的定业,虽然同情与惋惜,也是爱莫能助,琉璃王第四次进军时,佛陀才放弃了挽救故国厄运的努力。
在中国佛教史上,比如玄奘大师出国之后,曾为中国的文化在印度留下了辉煌的成果,虽在印度受到了崇高的敬仰,但仍念念不忘返回祖国的怀抱;法显大师在锡兰时,有人供养他一面中国的白绢扇子,他在异地见到了祖国的东西,竟然激动得「泪下满目」,这种热爱祖国的情怀,实在也是佛教精神的流露。
在唐朝的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因为国库的财政贫乏,就有神会大师出来,帮助郭子仪,大事筹募,以「香火钱」所得,接济当时的军需,终于平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洪武,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民族英雄。但是谁也知道,明太祖不仅是正信的佛教徒,而且在他少年时代出过家。
近代有一位宗仰法师,是中山先生的知友,他对国民革命,也曾付出了许多的贡献。
当然,若从佛教的理想社会而言,佛教决不是偏狭的帝国主义者,而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或世界大同主义,乃至是无限的宇宙大同胞主义,因为他爱全人类乃至爱一切的众生。可是,民族主义乃是达到一宇宙大同胞主义的基础,若要达成这一目的,必先要从热爱他的国家民族做起,否则便无从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