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绪言
佛教在中国，自从宋室南迁(西元一一二七年)之后，渐渐式微，尤其经元朝蒙古族的统治(西元一二八○─一三六七年)，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虽曾做过沙弥，并未把佛教特别重视，以致到了西元一四二五至一五六七年的百余年间，佛教的人才奇缺，势力不振，直到明末的万历年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始有复苏的气象。此乃由僧侣人才的出现和居士佛教的活跃而来。
从居士人才的考察而言，明末的时代，极为隆盛，清朝的彭际清(西元一七四○─一七九六年)所编的《居士传》(注一)，共计五十六卷，自三七至五三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其中只有四人是万历以前的人，其他的有六十七人的正传及三十六人的附传，均属于万历年间以至明朝亡国期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六一年)的人物。也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佛教，既有了僧侣人才的辈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衬，所谓红花绿叶，正因为有了许多杰出居士的护持三宝，僧侣佛教也显得非常活跃。
明末的居士，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大多数属于士大夫阶级，以读书而为官吏，乃是当时唯一的最好出路。由于他们是为考试官吏的资格而读政府指定的儒书，所以他们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甚至有人受了朱熹(西元一一三○─一二○○年，宋朝的儒家大学者)学说的影响，原来是反对佛教的。信佛之后的居士们，大多仍出入于儒、释、道三教之间，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论来解释或说明佛教的经典。有人把学问分成二门，一为经世的，一为出世的，儒为经世之学，佛为出世之学(注二)。另外有些居士，以儒者的基础，学长生不死的仙术，再转而学佛(注三)。因此，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释道三教同源论的色彩，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在当时极负盛名的几位佛教僧侣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样的倾向(注四)。
以地理的分布言，明末的文化中心，随着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向南方迁移，明末的名居士，大多出生于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以南，北方的居士甚少(注五)。当时的儒家学术的中心也在这个区域。特别是王阳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学派的活动，给佛教的影响很大。中国的儒家学者，不论是激进派如朱熹之徒，或温和派如王阳明，在基本观念上，都是不赞成佛教的。但是王阳明的思想，取自佛教者不少，故到他的第三代学生之中，也有好几位杰出的人物，在发扬儒家教义的同时，信奉佛教，传播佛法了(注六)。
佛教之所以能够吸引读书人或士大夫来信奉它，主要的还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公开，中国史上虽曾有过禁止佛教与摧毁佛教的政治行为，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那是几次极其短暂的事件而已，儒家虽站在反对佛教的一边，却未以政治手段来压制佛教。因此，不论你赞成或反对，均有自由研究佛教及阅读佛书的机会。在明末的居士之间，最受重视的佛教经典，有《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心经》、《圆觉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六祖坛经》、《五灯会元》以及《大乘起信论》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居士之中，除了诵经、念佛、参禅之外，也重视持咒，最流行的咒文是〈准提咒〉，且有结社持诵它的风气(注七)。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就是流行着禅、净、密、律等诸宗合一的思想，当时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蕅益智旭大师(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注八)。迄目前为止，中国佛教仍然受着这一倾向的支配；不像日本的大乘佛教，主要的虽从中国传入，他们的各宗之间是保持着严密界限的。近世的中国佛教则不然，禅宗寺院的僧侣可至律宗寺院求戒，任何一宗的僧侣均可修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也可持诵密宗的咒文。因此，明末的居士们，大多是他们自己接触到了佛教的书籍及修行方法，进而访问当时的高僧，求取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当时对于居士界影响力最大的，是云栖袾宏大师(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注九)，他的思想背景是属于华严宗的，而他极力主张「参究念佛」，原则是禅和净土并重并修，但仍侧重于念佛法门。所以当时的居士们，以念佛为主要的修行法门。同时由于云栖袾宏是中国佛教史上，提倡戒杀、放生运动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所以当时的居士之中，组织放生会，撰写有关放生理论的文章，设置放生池的，大有人在。此与现代西洋人士的保护动物运动的主旨，颇有不同，保护动物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戒杀和放生则除了是出于同情心之外，尚有因果报应的信仰原则在内。
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在「空、有、真常」的三大系统，传到中国的，也有三大系统。到了明末时代，「空」的思想未见发扬，唯王阳明的第三代学生李卓吾(西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是以空宗为归的(注一○)，而他所见的空，不过是理论的禅，中国禅宗的根本立场，是属于「真常」的系统。因为明末的禅宗学者，大多流于虚浮圆滑的空谈理论，当袁中郎(西元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初与李卓吾接触而进入佛门，后来发觉此种空谈，不切实际，很容易由于空谈本源清净的佛性，或者仅知道一些如诃佛骂祖的公案而不实际修行，结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见。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后来袁氏则极力提倡净土的念佛法门(注一一)。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时代，也很晦暗(注一二)。说得更明显一点，明末的佛教界，不论僧俗，是以念佛法门为修行的主流，禅的修行乃居于次要的位置，禅的精神却是明末佛教支柱。不论净土与禅，均属于「真常」的系统。
明末的居士之中，也有富于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于云谷法会禅师(西元一五○○─一五七九年)的接引而入佛教，他的「功过格」思想也与佛教因果报应的观点一致，但他积十年的岁月，行三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发愿，求诸佛及圣贤们赐给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间活得更长一点，以便救度众生(注一三)。类似这种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为基础而来修学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们，并没有他们的独立组织，来作为他们的宗教活动的机构。结社修行(注一四)，也不过是约集了数位同道，在一处定期修行，并不对外活动。所谓放生会(注一五)，也不是组织，仅是将这个名目来向人筹款，购买生物释放，或凿一口池塘来给人家买了水族类生物来放养而已。居士们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对于贫苦者的救济、狱中囚犯的教化(注一六)，尤其当他们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注意减税(注一七)、减刑(注一八)，以及兴建便利民众生活的设施。
不过，明末的中央政府并不理想，凡是忠贞耿直之士，往往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明末的居士，死于政治迫害的也有好几位，例如李卓吾以七十六岁高龄，被逮后，自杀死于狱中。周景文(西元？─一六二六年)被宦官魏忠贤(西元？─一六二七年)处死。事态较轻的，则有被革职归故乡的，也有自动以疾病作借口而辞职隐居的。到了明朝灭亡，清朝政府势力南下之时，又有好多正在做官或刚退官而忠于明朝的居士们被难身死(注一九)。故也可以说，除了由社会文化的自然发展，而有了若干儒家及道教学者，转入佛教，另外两个显著的原因，应该是：1.由于宋明儒家的抬头，给了佛教的大刺激，所以有云栖袾宏、紫柏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等杰出僧人，被后人称为明末四大师的出现，使得士大夫阶级的读书人，向心于佛教。2.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使得人民体会到生命财产的没有保障，故以佛教的因果观来解释他们的命运，并且求于此身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可能是居士佛教在明末时候，蓬勃发达的几个主要因素。
现以《居士传》卷三八至五三所列明末诸居士做研究的资料依据，从不同的各种角度，加以分析与整理，作成统计式的报告。(见本章第二节)
注解
《居士传》撰于西元一七七○至一七七五年，整整五个年头，其资料之百分五十系根据佛教的史传，余则别征一般的史传、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统一写作而成列传五十六卷，详其入道因缘，成道功候，俾有志者，各随根性，或宗或教或净土，观感愿乐，具足师资。其编写宗旨，具见于篇首的「发凡」。此书被收于《卍续藏》一四九册。在明末的居士之中，依据《居士传》的资料，即有十二位具有儒家理学的背景，赵大洲的《二通》，将儒学称为「经世通」，佛学称为「出世通」，阐述他的儒佛会通的思想(《居士传》卷三九)。另有以孔孟之说解佛经者，如薛元初(《居士传》卷三八)及陶周望(《居士传》卷四四)，甚至有一位朱白民氏以《四十二章经》及《佛遗教经》乃是佛门的《论语》(《居士传》卷四八)。
第二节明末居士的地理分布表
省别人数人名江苏31严敏卿、殷时训、陈近祼、顾清甫、管登之、焦弱侯、瞿元立、王弱生、王宇泰、董元宰、袁了凡、赵凡夫、刘玉受、王孟夙、丁剑虹、朱白民、庄平叔、黄子羽、钱伯韫、吴瞻楼、王先民、陈用拙、周景文、姚孟长、徐成民、蔡惟立、黄介子、黄蕴生、张大圆、蒋虎臣、严拭浙江17陆与绳、唐体如、戈以安、郝熙载、吴大恩、朱元正、虞长孺、庄复真、鲍性泉、陶周望、唐宜之、朱兆隆、黄元孚、闻子与、马邦良、虞僧孺、陶奭龄湖北6钧伯敬、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金正希、熊鱼山河北4朱纲、刘通志、杜居士、崔应魁江西4王道安、杨邦华、曾端甫、黄元公安徽4薛元初、程季清、孙叔子、吴用卿四川3赵大洲、黄平倩、刘长倩广东2杨贞复、骆见于河南1郭大林湖南1蔡槐庭云南1周楚峯福建1李卓吾不详3张爱、温月峰、李生合计78从上面的统计表，可以明白，明末的居士，集合十二个省籍，总共七十八人，以江苏省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浙江省，可知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国佛教的舞台，是以江南的江浙两省为重镇。另外尚有一位江苏籍的钱牧斋谦益居士(西元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竟未被《居士传》的作者列入，他与明末四位大师的关系也很接近(注一)，可能是由于在他殁后百年，乾隆皇帝将钱谦益的著作，列为禁书，他的名字也被从清代所著的史书中抹除，《明史》之中，未为其立传，却在卷三○八列传一九六〈奸臣列传〉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传记中，记述了不少有关于钱谦益的资料(注二)。
《居士传》所列明末的居士们，既以江苏及浙江两省的人为中心，当时的中国佛教，也是以江浙两省最繁荣，乃至迄于清末明初，中国佛教的著名寺院数量与僧尼数量，仍以江浙两省居其首位。
再看这些有名的居士们，多半是有功名的士大夫阶级，故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力很大。
注解
钱牧斋作〈八十八祖道影传赞附三大师传赞序〉有云：「余与(袾宏、德清、真可)三大师宿有因缘。」(《卍续藏》一四七．四九九页D)
钱牧斋作《楞严经疏解蒙钞》卷首之一，曾提及智旭之名，又在《灵宗论》卷五之二收有蕅益智旭致钱氏的两通书信。有关钱牧斋的资料研究，参看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五节第七项。
第三节明末居士的功名地位表
功名人数人名进士第一2焦弱侯(焦竑)、朱兆隆进士30王道安、黄元公、赵大洲、黄平倩、严敏卿、殷时训、陈廷祼、王弱生、王宇泰、董元宰、丁剑虹、周景文、姚孟长、蔡惟立、张大圆、蒋虎臣、严拭、陆与绳、虞长孺、陶周望、马邦良、蔡槐庭、杨贞复、钧伯敬、袁了凡、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金正希、熊鱼山举人2刘长倩、王孟夙诸生11杨邦华、顾清甫、管登之、袁了凡、刘玉受、朱白民、黄介子、唐体如、郝熙载、朱元正、唐宜之儒生1王先民秀才1黄蕴生隐士1杜居士国子监1殷时训右都御史1王宇泰礼部尚书1董元宰刑部主事1李卓吾知府3瞿元立、李卓吾、管东溟知县2袁了凡、钱伯韫中官1张爱以上表可见，共计七十八名居士之中，竟有五十位是功名中人，此仅限于《居士传》的资料所见，若另以他项史料来作进一步的查考，可能另有新发现。如今所见的明末诸居士，只有二十八位，不知其功名地位，然据《居士传》的取舍标准而言，他们也绝不是白丁。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似乎是《居士传》的作者对明末居士佛教的一个默契的要求。
第四节明末居士与僧侣关系统计表
僧名人数亲近僧侣的居士姓名
云栖祩宏
1535-161524王道安、严澄、戈以安、孙叔子、唐体如、郝熙载、蔡槐庭、虞长孺、黄平倩、鲍性泉、陶周望、唐宜之、王平仲、王弱生、王孟夙、丁剑虹、朱白民、黄元孚、闻子与、黄子羽、陈用拙、周景文、马邦良、庄复真
紫柏真可
1543-16034陆与绳、董元宰、马邦良、陈伯贞
云谷法会
1500-15793顾清甫、鲍性泉、袁了凡
憨山德清
1546-16233顾清甫、闻子与、朱白民密藏幻余2瞿元立、董元宰
闻谷广印
1566-16361王孟夙高原明昱1王宇泰
一雨通润
1565-16241王先民
鹤林大寂
?-16301陈用拙散木1鲍性泉(案：散木即是曹洞宗东越云门寺住持湛然圆澄)
1571-1647
博山无异
1575-16301程季清
自平法主
蕅益智旭
1599-16551程季清
汉月法藏
1573-16354蔡惟立、刘长倩、黄元公、熊鱼山
大树弘证
1588-1646
问石弘乘
1585-16451刘长倩顶目弘彻1588-1648
1566-1624
径山通容
1593-1661
1548-16182黄元公、黄介子庐山宗宝1金正希灵岩继起3金道照(女)、张大圆、熊鱼山华山蘗庵1金道照(女)(案：蘗庵即是熊鱼山出家后的法号)灵隐巨德1金道照(女)
硕机弘圣
?-16581张大圆大博行干1602-16731蒋虎臣
以上所举二十八位僧侣的名字之中，以莲池大师云栖袾宏的影响力最大，有二十四位居士，受过他的指导教化。他不是一位做研究工作的佛教学者，而是一位涉猎三藏经典并且兼通儒道之学的修行者，重视律仪，鼓吹《梵网菩萨戒本》，却对律藏未作精到的探究。教理源出华严宗的系统，也未有独到见地的著述。行持以西方的弥陀净土的法门为指归，着有一部《阿弥陀经疏钞》而被后代的净土宗徒尊为莲宗第八代祖师，同时又提倡「参究念佛」，主张禅净合一，集有《禅关策进》一书，对于中国明末以来的禅林行者，有极大的影响。从他所作《竹窗随笔》一书，可以看出袾宏的学殖丰富，兼理内外、老庄乃至天主教，护教弘法之心非常急切。又从他所辑的《缁门崇行录》一书，可以看出，袾宏重视缁流的实行实修，远过于对经教的理论钻研。着重实际生活中的威仪细节，细入牛毛，也着重对于忠君报国、待人接物、济物利生、因果报应、修持感应等信念的阐扬，可谓不遗余力。唯有这样的一位大师，始能受到当时众多居士的崇敬和亲近，若仅以学问、艺术及事业为专长的僧侣，不会得到居士群的拥戴，最多将之视为方外的朋友而不会为之心折。仅重于禅修或持戒念佛的僧侣，虽受尊敬却不会被居士们奉为指迷的良师。唯有像莲池大师这样的高僧，始能受到众多士大夫居士们的亲近承教。因此，袾宏的佛教思想及其修持观念，便成了明末居士群的主要标榜，此一趋向直到清末民初，历久不衰。
明末的居士们，多半是与某一位高僧之间有关系，也有几位居士和数位同时代以及两代的高僧之间有酬对。当然，未见于《居士传》的明末其他僧侣，未必即与这些居士们之间没有来往，但他们对于当时的士大夫阶级的居士们，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当是可想而知的事。
第五节明末居士与明代理学家的关系
明末居士，有两大类型：一类是亲近出家的高僧而且重视实际修行的，另一类则信仰佛法、研究经教却未必追随出家僧侣修学的读书人。第一类型的暂且不提，第二类型的居士，大抵与阳明学派有关，所谓左派的阳明学者，便是理学家之中的佛教徒，而且这一批居士对明末佛教的振兴，有其不可埋灭的功劳。现在根据《居士传》所见的资料，列表介绍他们的姓名及与理学家的关系如次：姓名与理学家的关涉《居士传》李卓吾其学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以空宗为归，于时诸老师，独推龙溪王先生、近溪罗先生，尝从之论学。又尝与耿天台、邓石阳，遗书辨难，反复万余言，抉摘世儒情伪，发明本心，剥肤见骨。卷四三管志道管登之名志道，太仓人，学者称东溟先生，为诸生，笃学力行，隆庆初知府蔡公建中吴书院，以登之为师。(管氏乃是王阳明的第三代，其关系为王阳明－王心斋－耿定向－管志道)卷四四杨贞复贞复早岁读书白门，遇建昌黎允儒，与之言学有省。允儒者，近溪罗氏弟子也。其后贞复官京师，近溪适至，遂受业称弟子。时执政者不悦学，近溪遂南归。贞复叹曰：『吾师老矣，今者不尽其传，异时悔可及乎？』乃移疾归，依近溪以卒业焉。卷四四陶周望与同官焦弱侯，相策发，始研求性命之学。已而请假归，过吴江，与袁中郎论学三日。上剡溪，谒周海门，参叩甚力。每自抚膺曰：「此中终未稳在。」一日读方山《合论》，手足忭舞，语弟奭龄曰：「吾往者空自生退屈也。」海门尝致书诘其所得。卷四四殷时训名迈，号秋溟居士，应天人也，早岁肆业南京国子监，与江西何善山游，闻阳明王子之学，又受教于司业欧阳南野。卷四二焦弱侯初弱侯师事耿天台、罗近溪，已而笃信李卓吾，往来论学，始终无间居，常博览群书，卒归心于佛氏，天台尝引程子斥佛语以相诘，弱侯复之曰：「伯淳斥佛，大抵谓出离生死、为利心。……」卷四四瞿元立元立受业于管东溟，学通内外，尤尽心于佛法。卷四四严澄师事管东溟，传其学。既又与瞿元立参究宗乘。卷四○袁中郎初学禅于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辩无碍，已而自验曰：「此空谈，非实际也。」遂回向净土。卷四六蔡惟立惟立少好阳明子之书，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授杭州推官，寻迁礼部主事。崇祯初由主客郎中，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发明良知之学。卷五一金正希初好阳明、近溪之学，为文洞达原本。卷五二以上所举见于《居士传》的记载的，共有十一位，另于《居士传》中有传，却未提及系理学家出身者，例如赵大洲贞吉居士，乃是王心斋的再传、王阳明的四传，他是徐樾的学生。并在《明儒学案》之中，即录有赵大洲贞吉先生的学案。他在当时的儒士之间，拥有很高的影响力。另外又有陶周望、焦弱侯、金正希等三位居士，也在《明儒学案》中可以读到他们的事迹和学术思想的介绍(注一)。
从以上的表中所列，见到的理学大家的大名，除了已成佛教的居士之外，共有王阳明、王龙溪、罗近溪、耿天台、邓石阳、黎允儒、周海门、何善山、欧阳南野等人，也就是说，明末的这几位居士，与理学家的渊源特深，尤其是与阳明学派的关系最为密切。
以上诸位儒者身分的居士，有的是与僧人做朋友，比如李卓吾尝剃发、去冠服、居禅院，出家而不受戒，后来再度被冠服，恢复儒士身分(注二)。金正希延请庐山宗宝禅师，礼之闭关，相对作《断五欲说》(注三)。瞿元立与密藏及幻余二位僧侣之间的关系，乃是为了筹刻《径山藏大藏经》而结合的道友(注四)。不过也有的是以儒者身分师事僧侣的，例如陶周望晚年参礼云栖袾宏莲池大师，受菩萨戒(注五)。蔡惟立去官家居时，往来邓尉，参三峰的汉月法藏，有省，而作〈三顿棒颂〉云：「原来佛法无多子，三顿三拳已较多，悟去即今便一掌，错向高安参老婆。」(注六)
注解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七「泰州学案三」收有「赵大洲先生贞吉」的事略，并附其所作〈克己箴〉一篇(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八「泰州学案四」收有「陶石篑先生望龄」的事略，并附其所作「论学语」三条。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九「泰州学案五」收有「焦淡园先生竑」的事略，亦录其「论学语」七条，其第七条即引《净名经》语谓：「某往日看世人无一当意，然只是心未稳妥，非干人事，《净名经》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若真能致中和者，岂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万物哉！」
《重编明儒学案》卷四一「诸儒学案八」收有「金正希先生声」的事。《居士传》卷四三(《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五页A─B)。《居士传》卷五二(《卍续藏》一四九．四九八页A)。《居士传》卷四四(《卍续藏》一四九．四八○页B─C)。《居士传》卷四四(《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七页C)。《居士传》卷五一(《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五页B)。
第六节明末居士的修行分类
明末的中国佛教，大抵是学与行并重兼顾的，在行持方面以禅行及净土行为主流，净土行者尤占多数，持咒、诵经、礼忏则为副行，但也有人禅净兼修，也有人是先参禅而后专精于净土念佛的。现举其人名及其所修的法门，列表如下：
禅行者12人殷时训、朱元正、杨贞复、陶奭龄、朱兆隆、董元宰、程季清、刘长倩、黄元公、黄蕴生、金正希、蒋虎臣净土行者28人严敏卿、杨邦华、孙叔子、朱纲、郭大林、刘通志、郝熙载、杜居士、吴用卿、张爱、陈廷祼、虞长孺、黄平倩、鲍性泉、唐宜之、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丁剑虹、黄元孚、闻子与、吴瞻楼、王先民、陈用拙、骆见于、周景文、马邦良、黄元公之母修念佛三昧者6人王道安、陆与绳、唐体如、蔡槐庭、焦弱侯、王孟夙禅净双行者5人严敏卿、严澄、陆与绳、顾清甫、朱白民先禅后净土者8人王道安、虞长孺、鲍性泉、陶周望、焦弱侯、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
其他尚有由学道家而入禅门，又从禅门转入念佛行者，庄复真便是一例。又有儒道释三教并修兼重，则为管志道、赵大洲、王弱生、曾端甫等人。又有以儒家为基础、以道家为附从、以佛教为究竟者，则为袁了凡等辈。另有从修道家长生之术而修念佛三昧者则如朱白民等。
由于宋以后的禅宗流于泛滥不拘，没有一定的准则作为修持的依凭，徒逞口舌机锋之能，与实际的宗教修养了不相关，所以初接触时，确有与人以清新活泼之感，处之日久，若无真明眼人指导，又无恒心苦参十年、八年的工夫，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晚近以来的中国佛教徒，多以仰信弥陀愿力，祈求往生西方净土，从宗教修养及宗教心理而言，这是正确和正常的现象。
第七节明末居士所依用的经论疏钞等佛教文献
佛教的三藏教典，虽称浩瀚，被历来的佛教徒们所常用常讲和注释的，却并不这么多。从《居士传》的记载之中，见到明末居士们所常用并且被普遍、重视的，仅有两种，那就是《金刚经》、《楞严经》，现将被三位居士以上所依用的经论及其居士的名字列表如下：《金刚经》孙叔子、张爱、殷时训、周楚峰、蔡槐庭、庄复真、唐宜之、朱兆隆、王宇泰、钱伯韫、蔡徐氏、黄元公之母、熊鱼山《楞严经》王道安、赵大洲、严道行、殷时训、鲍性泉、管登之(志道)、焦弱侯、钧伯敬、熊鱼山《法华经》朱元正、鲍性泉、王先民《阿弥陀经》周楚峰、王孟夙、骆见于《华严合论》鲍性泉、陶周望、董元宰〈准提咒〉袁了凡、刘玉受、徐成民
由此可见，影响明末居士的佛教信仰及作为修持指导的经论，不论对于净土行者或禅者，力量最大而主要的是《金刚经》，其次是《楞严经》。本来，这两部经典，是属于禅宗，五祖、六祖开始，以《金刚经》为依归，唐末宋初开始，禅宗夹用教理，故对《楞严经》加以重视。明末的居士，以此二经为主，再以《法华经》、《阿弥陀经》、《华严经》为附，即形成一代佛教的思潮。也可见到，思想的中心，仍是禅的精神，此又可从云栖袾宏主张参究念佛、居士们修行念佛三昧者竟有六人，得到旁证，证明当时的佛教是以净土为目标，却以禅理作指针的。至于天台的法华、贤首的华严，并非思潮的主流，甚至仅与持〈准提咒〉的风尚相近。
另外从《居士传》的记载中，一见或二见明末居士所用的经论语录，则有《华严经》、《圆觉经》、《六祖坛经》、《观音经》、《心经》、《大乘起信论》、《维摩经》、《梁皇宝忏》、《指月录》、《宗镜录》、《五灯会元》、《阿弥陀经疏钞》、《三千佛名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般若经》、〈大悲咒〉、〈往生咒〉、《地藏经》、《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中峰和尚广录》等二十多种。由这些经咒论书及语录，也可推知，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比较流行的修行依据，是以禅为主流的如来藏系统的思想为准，至于净土思想，主要是以《阿弥陀经》为准，未及其他的净土经典。
拜忏或持咒，也是明末佛教的主要修行法力。例如杜居士、程季清、徐成民、虞长孺之重视礼诵忏法，吴用卿、黄晞、袁了凡、刘玉受、徐成民等持诵〈往生咒〉、〈大悲咒〉、〈准提咒〉等。此所谓杂行杂修的风气，在当时想必相当流行。
庄复真「少为儒，已而学医，年四十余，颇厌世事，遂从事养生术，久之致疾。……一旦睹花开落，悟身无常，即毁园闭关坐禅。」(《居士传》卷四二)
朱白民「亲死，乃弃诸生，学长生术，远游至四岳，登天井，黄绦道服，掀髯长啸，见者以为仙也。已而参云栖宏公，探求法要。」(《居士传》卷四八)
紫柏真可的《紫柏老人集》卷四「示阮坚之」的法语中述及儒与道及佛法之会通点(《卍续藏》卷一二六．三四八页D)。
憨山德清的《梦游集》卷四五，收有《观老庄影响论》及《道德经解发题》，而且他也着有《中庸直解》二卷，《老子解》二卷，《庄子内篇注》七卷。
蕅益智旭的《云峰宗论》卷七之四的第十页，于〈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一文内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
参看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三节第三项。参看本章第二节。参看本章第五节。参看本章第七节。参看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五节第四项，以及同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四项和第五项。参看本章第四节，在所举的四十四位居士之中，竟有二十四人是与云栖袾宏有过佛法的酬对关系。《居士传》卷四三的「李卓吾传」有云：「卓吾风骨孤峻，善触人，其学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以空宗为归。」(《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五页A)《居士传》卷四六「袁伯修传」有云：「初学禅于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辩无碍。已而自验曰：『此空谈，非实际也。』遂回向净土。晨夕礼诵，兼持禁戒。」(《卍续藏》一四九．四八四页A)同时作有《西方合论》一卷，被蕅益大师的弟子晟时，收入《净土十要》第十卷。大乘的有宗，即是法相唯识学派，明末时代此派虽称晦暗，仍比宋元时代为佳，从《卍续藏》的目录之中，根本未见宋元时代的唯识法相的著述，除了唐代的诸家，便是明末的高原明昱、一雨通润、蕅益智旭、灵源大惠的著述，尤其尚有一位王肯堂(宇泰)居士，也着有一部《成唯识论证义》十卷。但在当时的学者，已无法读到窥基等唐人所写的唯识学的早期著述，不免有闭门造车、牵强附会之感。《居士传》卷四五「袁了凡传」引其佛前所发的愿文中，有如此的一条：「不愿生天，独受乐趣，睹诸众生，昏迷颠倒。不愿证声闻缘觉，自超三界。但愿诸佛怜我，贤圣助我，即赐神丹，或逢仙草，证五通仙果，住五浊恶世，救度众生，力持大法，永不息灭。」
《居士传》卷四一「戈以安」条云：「戈以安……奉佛甚虔，与僧元素，结春秋二社，为念佛会，诵《华严经》。」(《卍续藏》一四九．四七○页C)
《居士传》卷四七「刘玉受」条有云：「自玉受以持〈准提〉，唱于乡里，其后进之士，若杨子澄及其二子、维斗公干、李子木、徐九一、刘公旦、姚文初诸贤，皆结准提社。择桃花坞、桃花庵故址，辟精舍，修白业。」(《卍续藏》一四九．四八九页B)
《居士传》卷五一「蔡惟立」条下有云：「(惟立)尝与金正希、黄元公、钱启忠、萧士玮诸贤，订为密社，究竟大事。」(《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五页B)
《居士传》卷四七「刘玉受」条有云：「先是玉受尝举放生会。」(《卍续藏》一四九．四八九页)
《居士传》卷四二「虞长孺」条有云：其弟「僧孺放舟湖心，过三潭，僧孺慨然曰『此古放生池也，奈何为渔人所夺！』长孺因谋复之，筑堤架阁，为放生所。」(《卍续藏》一四九．四七四页A)
《居士传》卷四八「陈用拙」条有云：「用拙首为募金，构禅院，县中诸搢绅创放生社，请用拙司之，常以私钱佐其费，所放生物不赀。」(《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一页C)
《居士传》卷四九「周景文」条有云：「景文为倡募，广其放生之池。」(《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二页B)
另有：1.《居士传》卷四一「杨邦华」条的「放诸生物」。2.《居士传》卷四二「黄平倩」条的「得俸钱，辄买生物放之」。3.《居士传》卷四八「程季清」条的「自号十愿居士，里中放生、度鬼、礼忏、诵经诸会，必季清为之导」。
《居士传》卷四八「丁剑虹」条有云：「所至辄以佛法劝人，法应杖者，听纳米以赎，赡诸狱囚。遇夏月，修狱舍，给诸囚香薷饮、葵扇。冬月与之椒姜。择医视病者。人与念珠一串教令念佛。」(《卍续藏》一四九．四九○页A)
《居士传》卷五二「熊鱼山」条有云：「鱼山在狱年余，以佛法摄狱中人，昼二时礼诵，夜演蒙山法，拔瘦死者。又为狱中人说《心经》，因笔之为《心经再传》。」(《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九页D)《居士传》卷四五「袁了凡传」有云：「万历十四年成进士，授宝坻知县，了凡自为诸生，好学问……终以善行迟久未完，自疚责。一夕梦神告曰：『减粮一事，万行完矣。』初宝坻田赋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了凡为区画利病，请于上官，得减至一分四厘六毫。神人所言，指此也。县数被潦，乃浚三坌河，筑堤以御之；又令民沿海岸植柳，海水挟沙上，遇柳而淤，久之成堤，治沟塍、课耕种，旷土日辟，省诸徭役以便民。」(《卍续藏》一四九．四八二页A)
《居士传》卷四九「周景文」条有云：「尝曰：吾为刑官六年，从不敢一用夹棍。」(《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二页B)有关政治迫害及壮烈殉于明王朝的居士事迹，请参阅本文第八节。
第八节明末居士遭受政治迫害及与流贼相抗
明末的时代，政治并不清明，弄臣专权，贤明正直之士，大多不能见容于当令的权贵，因了政治的因素，被诬陷迫害的，不仅是政府的官吏、士大夫、读书人，也波及到了佛门的缁素。高僧长老之中，即有徧融真圆、达观真可、憨山德清等三位，受到了政治迫害(注一)。《居士传》中所载的明末居士之中，至少也有十二人，遭受了政治的迫害，现在分别列表介绍如下：
姓名遭受迫害的事实《居士传》卷数陈廷祼名瓒，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刑科给事，中劾罢严嵩余党，又请录建言废斥者，忤旨杖六十，除名，家居，一意修西方净业。卷四二李卓吾卓吾喜接人，来问学者，无论缁白，披心酬对，风动黄麻间。时有女人来听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人有男女，见亦有男女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既而麻黄间士大夫皆大噪，斥为左道惑众，欲逐去之。……复为言官所劾，下诏狱，狱成勒归原籍。卓吾曰：「吾年七十六死耳，何以归为！」夺刀自刭死。卷四三袁了凡后七年，擢兵部职，方司主事，会朝鲜被倭难，来乞师经略，宋应昌奏了凡军前赞画，兼督朝鲜兵。提督李如松，以封贡绐倭，倭信之不设备，如松遂袭，破倭于平壤。了凡面折如松，不应行诡道，亏损国体，而如松麾下又杀平民为首功，了凡争之强，如松怒，独引兵而东，倭袭了凡，了凡击却之，而如松军果败，思脱罪，更以十罪劾了凡，而了凡旋以拾遗被议，削籍归。卷四五
周景文会魏忠贤擅权党祸作，嘉善魏大中被逮过苏，景文往饯之，与同卧起三日，旗尉屡趣，景文怒骂忠贤不已，旗尉归，以告忠贤，御史倪文焕承忠贤旨，劾景文不当与罪人连姻，且诬景文署选郎时赃罪。忠贤即矫旨削籍。……既至京，下诏狱，坐赃三千金，被考时大声呼曰：「汝不畏天地耶，奈何必欲置吾辈死，天下忠臣义士多矣，汝能尽杀耶？」更极口骂忠贤，镇抚官许显纯命椎击其齿，齿尽落，显纯自起问曰：「复能骂魏公否？」景文噀唾血其面，骂益厉。遂于夜中潜毙之。明年庄烈即位，诛魏忠贤。……赠景文太常卿，谥忠介。卷四九姚孟长天启五年，党祸既作，孟长以母丧归，给事中杨所修以孟长负东林望，劾为缪昌期死党，遂削籍。崇祯初，起左赞善，再迁右庶子，日讲官，又为温体仁所嫉，左迁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平居归。卷四九黄元公时，明政不纲，元公数上书当路，言寇祸，不纳，遂披剃入庐山。……已而，南京立福王，大学士姜日广荐起之，授仪制主事。我(清)兵下南京，元公方寓能仁寺，榜其名于门，遂被逮。大帅者元公同年友，谕降不从，欲以善知识礼全之，亦不许，居狱中，作《明夷录》以见志。既大帅复遣骑谕降，不从，乃引出通济门外，过水草亭，元公北面叩头，坐受戮，颜色不变，行刑者惮之，举刀輒手颤堕其刀，易卒亦如之，元公厉声曰：「何不刺我心？」刺其心，乃死。卷五一
黄介子国变后，回-县人张大圆弃官归，约介子俱隐，结白社，为终老计。介子不可，曰：「不举事何以报国，不授命何以成人？」我师(清兵)下江东，江阴典史陈明遇等，起兵城守，介子与门人徐趋，集众行塘应之，城陷逸去。已而事露见执，当事者欲轻其罪，以盗论。介子不可曰：「毓祺(介子字)岂为盗者？」将刑，其门人告之期，作绝命词，遂取袭衣自敛，跌坐而化。卷五一黄晞与周氏(黄介子的儿子)晞，亦系狱，晞妻周氏，当没官，自缢不死，绝粒数日者再不死，赴水不死，再吞金不死，自刎不死，终自缢而死。……晞被系周日，诵〈大悲心咒〉，至死神气不乱。卷五一黄蕴生崇祯十六年成进士归，杜门不出。福王时诸进士悉授官，蕴生独不起。南京城破，我师(清兵)至嘉定，士民共推前浙江右参政候峒曾为主，峒曾者元演、元洁父也。蕴生与昌全、云蛟等并婴城固守，且一月，大雨，城陷，峒曾挈二子沈于池，蕴生入僧舍，与渊耀相对缢。昌全、云蛟并死之，昌全妻亦从死。卷五二
金正希崇祯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明年我师(清兵)薄京城，正希慷慨上言防御策，荐布衣申甫，有将才，庄烈以甫为副总兵，募新军数千人，改正希御史参其军，既而甫出战，没于阵，正希言浸不用，遂谢病归，后屡征不起，家居益锐志学道。……顺治二年，我师(清兵)破南京，徇诸州县，正希率兵，扼险拒守，唐王在闽，授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进兵下宁国、旌德诸县，我师间道袭破之，正希被执。途中与长兄书曰：「……我家为王事勤劳，死者死得其所，即流离散亡者，亦流离散亡得其所。」……遂致命。卷五一熊鱼山崇祯十三年，周延儒复相，举错失当，鱼山疾延儒所为，因责。延儒所善，孙晋、冯元飙、吴昌时，令为延儒陈祸福，延儒日益甚。无何大清兵入塞，鱼山条上六事不报，及畿辅被兵，诏许官民，得请见言事。鱼山请以军事见，遂言辅臣不称职，专以情面贿赂用人，坏天下人心术，帝疑其有私，征诘再三，命具本，本上，帝方倚重。延儒恶其言切，遂下锦衣卫，狱究，主使拷掠惨酷，鱼山更尽摘发延儒所为奸利。……至午门杖一百，仍系狱。鱼山在狱年余，以佛法摄狱中人。……再传当受杖。……时惟默诵观世音号，自一至百，血肉糜烂，弗觉也。……延儒得罪赐死，言官多救鱼山者，不听。而刑部仍拟赎徒，复不许。时崇祯十六年也。明年遣戍杭州，三月抵戍所，而流贼(李自成)遂以是月陷京师矣！……唐王在闽，起鱼山工科给事中，累官东阁大学士，以病乞休，寓汀州，城破遂为僧，更名正志，号蘗庵，得法于灵岩继起禅师。卷五二
另有蔡惟立及刘长倩两人，对于保卫社稷，抵抗流寇，抵死效忠明朝王统的记载，也是可歌可泣：「(崇祯)十六年，流贼陷陕西，惟立帅三千兵，拒贼河上，三败之。而贼复自西安破榆林，逼太原，晋王手书召之还，贼遂渡河陷平阳，攻太原，惟立誓众死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惟立不当归太原，遂解职听勘。或谓惟立曰：『事急矣，委之可也。』曰：『不可。』曰：『移镇候代可乎？』曰：『不可。』贼使使招之降，斩其头悬于城上。贼薄城，御之，所杀甚众。城陷，北向再拜，出遗表付使者，至三立祠，自缢死。」(注二)
蔡惟立面临的是流寇李自成，另黄子羽及刘长倩所面临的则是流寇张献忠，
有关刘长倩的贞烈记载，则很简要：「后归邛州，张献忠陷蜀，群议乞降，长倩曰：『如何提笔写得个降字。』被执，席地坐，骂不绝口，坐脱去。」
以上所介绍的居士们，与一般人士指摘信佛是消极或遁世的形象，完全不同，而他们都是忠臣义士和烈女，虽然信佛虔诚，且多有修持的体验，读到他们为了忠君报国虽死而谓死得其所的殉难事迹，若有人再说佛教徒是遁世逃世的话，实在太不公平了。
明末社会多乱，朝廷也不算英明，尤其出了几位嫉贤害能的辅臣，使得国事日非，贤良被祸。
从上来所引的资料中，看到了严嵩余党、言官、李如松、魏忠贤、杨所修、周延儒等人的奸伪诬妄及无能，也见到了满清大军自东北南下之时，许多英杰之士，壮烈地殉国了，又见到流贼犯乱之际，佛教的居士之中，竟有三位是宁死不降的忠贞之士。
有一点是值得注目的，这些受到政治迫害的居士们，由他们所修行的法门，以及所亲近的僧侣而言，很明显地，大多属于禅行的系统。也可以说，禅者大多有大丈夫气，至少有豪杰之气，故少想到私人一己的利害，义之所在，虽死不惜。
注解
参看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第二项。《居士传》卷五一(《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五页A)。
第九节明末居士的佛教著作
明朝的朱氏王朝，共计二百九十三年，可是凡为重要的佛教缁素，几乎全在明末的时代自神宗的万历年代至明朝王统灭亡(西元一五七三─一六六一年)的九十来年之间。明末的社会并不理想，但是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而形成新的力量，可能与西洋文化如天主教的入侵，及北方民族的茁壮，流寇四起，战祸与天灾的连绵，有着很大的关系，使得民族精神自奋自觉，民心要求长治久安。此正所谓疾风劲草及乱世忠臣的写照。
明朝的佛教著作，不论出于僧侣或居士者，凡有相当价值的，几乎都在明末的阶段。现在先将《居士传》中列有传记或见到名字者所写的著作而被收在《卍续藏》中的列表如下：
作者著作名称卷数作成年代现存《卍续藏》李卓吾(贽)华严经合论简要4不明七册般若心经提纲1不明四一册净土决1不明一○八册曾凤仪楞严经宗通10不明二五册楞伽经宗通9不明二六册金刚经宗通7不明三九册金刚经偈释2不明三九册王肯堂(宇泰)成唯识论证义101613八一～八二册因明入正理论集解11612八七册焦弱侯(竑)楞严经精解评林3不明九○册楞伽经精解评林1不明九一册法华经精解评林2不明九三册圆觉经精解评林卷上不明九四册瞿汝稷(元立)指月录321602作序一四三册严敏卿乐邦文类序1页不明一○七册庄广还(复真)净土资粮全集81595一○八册袁宏道西方合论11599一○八册
见于《居士传》而未收于《卍续藏》之著作则有：1.赵大州的《二通》、《求放心斋铭》。2.陆与绳的《刻五灯会元序》。3.鲍性泉的《天乐鸣空集》(注一)。4.陶周望的《放生诗》、《放生解惑篇》。5.瞿元立的《径山藏导文》。6.王弱生的《弥勒忏》。7.袁了凡的《功过格》。8.曾端甫的《通翼》、《护生篇》。9.赵凡夫的《护生品》。10.姚孟长的《佛法金汤征文录》(注二)。以上这些作品的内容，虽其部分已无法找到，然从篇名看来，大致可以明白。值得注意的是弥勒信仰及放生的运动，尤其是放生的风气非常普遍，从《居士传》中看到除上面介绍的三位居士写有放生的文章之外，尚有杨邦华、黄平倩、程季清、虞长孺、周景文等的放生事迹，更有陈用拙创放生社、刘玉受立放生会，钱伯韫于临终时饮放生池水等的记载。
另有未见于《居士传》却有重要著述被收入《卍续藏》中的明末居士，在此也必须予以介绍：
作者著作名称卷数作成年代现存《卍续藏》钱谦益(牧斋)楞严经疏解蒙钞361651-1659二一册般若心经略疏小钞21596-1598四一册紫柏尊者别集41660一二七册林兆恩般若心经释略1不明四一册般若心经概论1不明四一册金刚经统论1不明三九册谢观光般若心经释义11587四一册般若心经释疑11587四一册诸万里般若心经注解11577四一册何道全般若心经注解11609四二册凌弘宪楞严经证疏广解点释101621二二册陆西星楞严经说约11596八九册楞严经述旨101601八九册夏树芳名公法喜志4不明一五○册杨起元维摩经评注14不明三○册施尧挺准提法要11612-1613一○四册谢于教准提净业31623一○四册郭凝之五家语录(与圆信合编)51630一一九册林弘衍雪峰义存禅师语录21626散木序一一九册玄沙师备禅师语录3不明一二六册许元钊云门麦浪怀禅师宗门设难11620一二七册朱时恩佛祖纲目421610-1631一四六册居士分灯录21631一四七册高承埏八十八祖道影传赞补4不明一四七册陶明潜先觉集21612一四八册
我们可由本节的前后两张表格中的资料看出，《居士传》的作者彭际清，对于明末居士之有重要的佛教作述者，仅录用了七位，漏列的则有十八位之多。《居士传》的撰述，据其「发凡」中自谓：「是书始事于庚寅(西元一七七○年)之夏，削稿于乙未(西元一七七五年)之秋。」乃是西元十八世纪七○年代的事，他却忽略了许多活跃西元十六及十七世纪之间的居士们的事略及对佛教文化所作
的贡献，其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注三)。
综合《居士传》及《卍续藏》所收明末居士们的佛教著述的书目看来，关于《心经》的计七种，关于《楞严经》的有六种，有关《金刚经》的计三种，关于净土行的计四种，关于禅史传记及禅门语录的合计九种，至于其他如《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三经，仅各有一种，《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也各一种，关于《楞伽经》则有两种。
以此可知，明末的居士，思想的指导，是以《楞严经》、《心经》、《金刚经》为主。宗教精神的支持，则净土的势力虽强，靠向禅的力量也是很强，对于多数的知识分子，禅的魅力始终不竭。所以云栖袾宏，被后世尊为莲宗八祖，在其当时，亦被称为「莲池禅师」(注四)。
注解
《天乐鸣空》为鲍性泉(宗肇)所集，计三卷，未被收入藏经，现有存于日本龙谷大学二○九九．七六编号的贞亨五年刊行本。姚孟长的《佛法金汤征文录》共十卷，现存于日本京都大学一九七．三号的青照相本。根据《居士传》的作者在「发凡」中所述的取舍标准谓：「护法之文，须从般若光明海中自在流出，乃为可贵，是书所载，非其真实有关慧命者，概弗列焉。……元明士大夫文字类多出入儒佛，亦必其行解相应，始堪采择。」《居士传》卷四二「庄复真」条下有云：「(复真)偶出游杭州，遇一翁，与之语学佛，翁曰：『子学佛谁所师？』曰：『未也。』翁曰：『子不读柳子厚服气书乎？云栖有莲池禅师者，近在此，盍往师之。』」(《卍续藏》一四九．四七四页B)
第十节后记
本文初稿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国际佛教学研究会第三次大会，定稿完成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纽约的禅中心。此期间由于每三个月即往返台湾与纽约一趟，虽将初稿经常携来带去，终以事忙，未及完稿，现在为了《华冈佛学学报》的第五期出版，在禅讲之间抽出一周的时间，将之整理完成。在我以往各稿之中，这是一篇最难产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