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赞》，又名《金刚赞》。每首赞颂五言八句，共五十首赞颂。中国人撰，作者不详，一卷。
敦煌遗书中，题为《金刚经赞》的文献较多，经笔者调查，初步可分为三类：一为伯2039号背、俄弗323号等，即本文所介绍的文献。二为俄Дх296号《金刚经赞一本》、伯3645号《金刚经赞文》、斯5464号《金刚经赞》等，七言四句为一赞，共二十个赞。三为伯218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後序并赞》等，四言十二句为一赞，共三个赞。以上三类，内容互不相同，均无作者名。
此处整理的为第一类《金刚经赞》与敦煌遗书中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实为同类文献，但表现形态却有不同，应互为异本。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此种《金刚经赞》的异本甚多，共达八种。这些异本反映了该《金刚经赞》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在此，将这八种异本按照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分为三个时期予以整理。
这三个时期、八种异本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早期诸本
可归为早期诸本的有三号：伯2039号背、俄弗323号、伯2277号。伯2039号背首题作「金刚经赞」，尾题作「金刚赞」。俄弗323号、伯2277号两号首尾均残，无首尾题。这三号形成三种异本。
在伯2039号背有题注「依无着论科判七义句者」，说明《金刚经赞》是根据无着菩萨造、隋代达摩笈多三藏翻译的《金刚般若论》中「七义句」而撰的。其中伯2039号背祗有赞颂；而俄弗323号将《金刚经赞》的赞颂与《金刚经》经文逐一相配，并注出每段经文的起讫文字。所用的《金刚经》为鸠摩罗什译本。除赞颂外，俄弗323号还列出十八住处的名目。所谓「十八住处」是七义句中的第三义句「行所住处」的具体内容，是凡夫从发心到成佛的十八个阶段。伯2277号也将《金刚经赞》的赞颂与《金刚经》经文逐一相配，并注明每段经文的起讫文字。
二、中期诸本
可归为中期诸本的有七号：敦研369号背、伯2629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斯4105号。可分为两种异本，前六号为一种；後一号为一种。
敦研369号背首残尾存，尾有题记：「金刚经注颂堪（勘）校释毕。」，细勘其内容，可见如下特点：第一、经文摘要：佛典注释，一般均把所注经典分段原文照抄。而本号则把一段经文中最重要或纲领性的句子抄录下来，所抄的经文，相当於「金刚经摘要」。第二、注文：经文之後，有一段双行小字，解释经文名相及内容。这段双行小字到底是「注」还是「疏」，原文没有明确标出。但从题记「金刚经注颂堪（勘）校释毕」云云,可知这部分文字应属注文。第三、释文：在注文之後，往往有用「释曰」领起的双行小字，内容为解释注文，故知为释文。但也有释文紧接在经文以下者。第四、赞颂：经文及注文、释文之後，用「赞曰」领起《金刚经赞》。因残缺，本号只余十六个赞颂。这些赞颂的内容、形式与伯2039号背《金刚经赞》最相近。
根据上述特点及该号题记，可知该号原名应作「金刚经注颂释」。
伯2629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等五号首尾均残，故无首尾题，但内容与敦研369号背相同，可知应为同一文献的不同抄本。《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二卷》发表了敦研369号背的图版，定名为《金刚经注疏》；《敦煌宝藏》将伯2629号背定名为《金刚经赞疏》，将北图4446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7号背等四号定名为《金刚经赞释》；应予改正。此外，北图4446号的正、背两面所抄均为本文献，且文字连贯，背面文字在前，正面文字在後，而《敦煌宝藏》顺序颠倒。根据写卷的内容及书法特徵，北图4447号的正、背两面与北图4446号的正、背两面原来亦属同一写经，它们的次序应该是：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
斯4105号情况与前不同。第一、该号也将赞颂与《金刚经》的经文逐一相配，但所出注经文的方式比较复杂。有的注明该段经文的起讫；有的引用该段经文的中心词；有的撮略大意，简略表述。第二、与敦研369号背相比，没有注文与释文。第三、每段经文用「颂」字领起。如前所述，早期传本名作「金刚经赞」，但文中无「赞曰」这样的领起词。中期传本中的敦研369号背等号，出现领起词「赞曰」。如下文所述，後期传本的领起词为「弥勒颂曰」或「颂曰」。从这一点讲，斯4105号体现出该《金刚经赞》从早期向後期过渡的特徵。第四、早期传本伯2039号背中有一首赞颂，称「一大阿僧只」云云。但在後期诸本中，这首赞颂变成「三大阿僧只」云云。这一变化反映了《金刚经赞》在其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中，受到不同宗派的影响。而斯4105号亦为「一大阿僧只」，从这一点讲，斯4105号也体现出《金刚经赞》从早期向後期过渡的特徵。
三、後期诸本
可归为後期诸本的有敦煌遗书伯3325号、上图004号、斯1846号、斯3373号、斯4732号、斯5699号、伯2997号、伯4823号、伯2756号、斯110号、伯2286号背、伯3094背等12号。另有《房山石经》本。总计十三号。可分为三种异本，情况如下：
伯3325号为第一种。该号首尾完整，中间缺金刚经开头部分及智者颂的第一颂，首题作「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无尾题。有序文，并有题记，作「广顺三年（953）癸丑岁八月二十一日笔手」。它的特点是：第一、所引《金刚经》的经文无三十二分。第二、与中期诸本相比，增加「三性颂」三首。第三、传为傅大士所作的49颂，均用「颂曰」领起。第四、首有《〈金刚经〉道场前仪》，末有三个真言。第五、於「三大阿僧只」一颂前注「别颂初地菩萨理行之义」。第六、序文中称：「傅大士……唱经歌四十九颂，……有一智者，不显姓名，制歌五首。」上述特点，说明该本是後期传本中较早的本子。
上图004号等十一号为第二种。此本与伯3325号一样，均有序文、前仪、三性颂、三真言。在序文中，均称共54颂，其中傅大士作49颂，智者作5颂。不同的是：第一、该本所引《金刚经》为三十二分本。第二、传为傅大士所作的49颂，均用「弥勒颂曰」领起。需要说明的是，斯110号、伯2286号背、伯3094背均为杂抄，所存文字与其他诸号大体相同，没有校勘价值。因此，这里没有把它们列入校勘本。而列入校勘的八号，引用《金刚经》的方式不同：一为逐段引用三十二分本《金刚经》全文；一为仅说明该段文字在「三十二分」本中为第几分及标注经文所至处数字。引用方式虽有不同，基本内容不变，故列为同一种传本。此外，《敦煌宝藏》将斯3906号定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其依据大约是因为该号首部有前仪「云何梵」。而「云何梵」不仅出现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首部，也出现在普通的《金刚经》抄本上，仅凭「云何梵」，还不能判定该号一定是《傅大士颂》。所以，这里未将斯3906号列入校勘本。斯5699号是把残缺的碎片一段一段编在一起,前两段所缺的内容正好是斯5499号,二者为同一写卷，其相接顺序应是：斯5699号的前部分「发愿文……极乐国」、斯5499号的前部分「云何於此经……奉请金刚语菩萨」→斯5699的中部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善哉！善哉！须」→斯5499号後部分「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斯5699号「三大僧祗劫……」。《敦煌宝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均将斯5499号署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张勇博士判其为「金刚经颂文与斯5499号系同一人所抄」，但未指出斯5499号与斯5699号为同一写卷。但斯5499号唯有经文，而没有颂文，所以这里也没有把它们列入校勘本。
《房山石经》本为第三种。该本无千字文帙号，收在中国佛教协会印行的《房山石经．辽金刻经》部分的「俊义密勿多宁」字卷内，它的特点是：第一、有序文、前仪；但没有三性颂、三真言。有刻经题记。第二、所引经文亦为三十二分本。且每分均有赞颂。第三、序文称有六十八颂，即傅大士四十九颂、「不显姓名」的智者十五颂、清凉大法眼禅师四颂，总共六十八颂。但文中其实只有六十一颂。第四、文中有「此经并依音疏正定」云云，并有对「为」、「为」两字的发音说明。
整理时按照时期先後，对八种异本分别校勘。为了全面体现该文献的原貌，文中所引的《金刚经》也一并录入。由於诸本所引《金刚经》均为鸠摩罗什译本，故校勘时，凡有异文，亦均以《大正藏》鸠摩罗什译本校正，一般不出注，唯有第六种异本出入较大，而给予注明。
因本整理本收入历代有关《金刚经赞》的各种异本，故特定名为《金刚经赞集》。
《金刚经赞集》的底、校本情况如下：
一、《金刚经赞》
底本：伯2039号背；无校本。
二、《金刚经赞》
底本：俄弗323号；无校本。
三、《金刚经赞》
底本：伯2277号；无校本。
四、《金刚经注颂释》
底本：底本由伯2629号背、敦研369号背拚合而成，具体情况随文说明。校本：甲本：北图4447号；乙本：北图4446号背；丙本：北图4446号；丁本：北图4447号背；戊本：敦研369号背。
五、《金刚经颂》
底本：斯4105号；无校本。
六、《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
底本：伯3325号；无校本。
七、《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
底本：上图004号；校本：甲本：斯1846号；乙本：斯3373号；丙本：斯5699号；丁本：斯4732号；戊本：伯2997号；己本：伯4823号；庚本：伯2756号。
八、《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
底本：《房山石经．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无校本。
上述无校本的诸本，整理时根据需要参校其他诸异本。具体情况，随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