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先比丘经》，又叫《弥兰陀王问经》，梵文写作Milindapañha。该经主要记载了部派佛教后期——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传说中的佛教大师那先（Nagasena）与统治北印度的希腊王弥兰陀说经论道之事。该经实际上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文明的初次对话，是印希文明交流史上重要的历史典籍。汉译为《那先比丘经》，不如南传佛教命名为《弥兰陀王问经》准确。
《那先比丘经》的时代及汉译时代
《那先比丘经》大约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它属于佛教“三藏”经典之外的非经典的古典佛教作品。对于这部“非经典”的经典作品来说，其最初究竟是用何种语言写成的，佛教学术史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巴利文说，梵语或混合梵语说，翻译说。印度哲学史家德·恰托巴底亚耶在《印度哲学》一书中提到，《那先比丘经》是用巴利语写成的。中国佛教研究专家方广锠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提到，《那先比丘经》有梵语与混合梵语之说。英国佛教史专家渥德尔在《印度佛教史》一书中提到，《那先比丘经》是于公元前一世纪初在印度译出写定的。
除此三种比较明确的说法之外，还有一种比较含糊的说法，如日本学者水谷幸正认为，《那先比丘经》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就在印度河上游流行了，然后被移居来的希腊人所理解。但是，这一流行的版本究竟是何种语言写成的，水谷幸正先生语焉不详。这样一来，关于《那先比丘经》的最初语言形态问题，便是一桩未了结的公案，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证实。
《那先比丘经》的成书过程及其最初的篇幅长度，也是一个没有了结的公案。从现存的北、南两种系统版本来看，汉译北本系统的东汉初年二卷本《那先比丘经》，只相当于七章的巴利文本的四分之一，即巴利文本的序言及前三部分。即使是三卷本的汉译本，也不及南传的《弥兰陀王问经》的一半。这其中的奥妙颇难决断。据有些学者研究，南传七章的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其经文的文体并不一致，有些篇章可能是后人增添的。由于英译七章本的《弥兰陀王问经》没有翻成汉文，再加上本人手头一时找不到英译本，故无从做比较研究。
不过依我看，七章本由于定型较晚，大约为公元四世纪，距弥兰陀王的统治时代有五百多年时间，其间有一些添加成分是不足为奇的。根据小乘佛教经典的成书过程来看，大约都是由短到长。《那先比丘经》带有极强的故事色彩，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为了追求“完美”，不断地在其中增添内容是可能的，这也符合非个人创作的经典作品的成书规律。我们若能就南传七章本的内容做出详细的研究，是能从中找到佛教从小乘到大乘的发展轨迹的。
北传两卷本《那先比丘经》虽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但在汉代的佛经译文目录上并未见到《那先比丘经》。因此，《那先比丘经》传入中国虽早，但译出时间似乎较迟。它附在东晋时代，译者亦不知何人。而且，此经在后代的著作中很少被提及，大约是此经中的思想与魏晋玄学不甚相契的缘故吧！
《那先比丘经》除汉译本外，还有英、德、日、法等各种文字译本。而用巴利语写成的《弥兰陀王问经》则有僧伽罗文、泰文、罗马字母等不同文字拼写本，可见此经在东西文化史上的地位。据石峻先生赐函指教，此经于19世纪由国际著名学者J.W.Ryhs Davids英译为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收入牛津大学出版的《东方圣典丛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edited by Max Mulles）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卷中。因武汉大学无此丛书，故无法比较研究。
《那先比丘经》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
作为小乘佛教的非经典的古典作品——《那先比丘经》，其宗教价值及其在佛教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十分崇高的。
从其宗教价值来看，《那先比丘经》主要通过文学对话形式，形象、生动地阐述了佛教的基本思想；并通过对当时雄健明智的希腊王弥兰陀的折服，显示了佛教济度世人的巨大精神力量。
从经文来看，弥兰陀是一个类似柏拉图社会理想中的“哲学王”，他对佛教以外的各种外道经典特别熟悉，并在具体的论辩过程中战胜了这些外道论师。正当他目空一切，在殿堂上大声询问还有没有人与他论辩之时，他身旁的大臣便向他推荐了那先。可以这样说，那先折服了弥兰陀王，不仅为整个被征服的希腊统治地区的印度人民寻得了心理上的平衡，而且也凸显了佛教教义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弥兰陀王被那先阐述的佛教胜义折服之后，表示了对世俗王权的厌倦之情，向往佛教的涅槃境界。这实际上充分显示了佛教的“超度功能”。一个人间至尊之王竟然对王位不感兴趣，那么世俗一般人的爱欲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
超越对世间拥有的执着，是《那先比丘经》最为突出的宗教价值。
从传播佛教思想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经》所运用的譬喻说理方式，以及通过对比方式彰显佛教真正意旨的做法，对后来的譬喻师们说经起到了良好的影响。池田大作先生曾风趣地说《那先比丘经》是一部“佛教入门”式的教课书①，则比较生动地说出了该经在传播佛教胜义方面的贡献。例如，在阐述佛教的“因缘和合”思想时，该经巧妙地通过对话形式，浅显易懂地阐明了“何为车”“何为那先”之理，从而说明万物乃是“众因缘和合而成”的道理，教导人们不要偏激地执着于某一殊相。在揭示佛教真正意旨时，该经作者通过比较方式，先引出弥兰陀王与野惒罗的一段对话作为铺垫，然后再让那先出场，说出佛教的意旨，从而在正反强烈的对比中，让人深刻领悟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
如在经文上卷中，作者这样写道：王问野惒罗出家的目的。野惒罗答道：是为了今世得福和后世得福。王又问：居家之人“行忠政（正）”“学佛道”，能得福否？野惒罗答道：可以。于是弥兰陀王便话锋一转，问道：既然如此，为何出家呢？野惒罗无言以对。这就表明，如果仅把佛教看作是获得个人幸福的手段，这是一种误解，于教理不通，于教旨不符。佛教乃是教人如何摆脱尘世的苦恼，进入涅槃的超越境界，从而获得真正的快乐。因此，当弥兰陀王再次问那先为何出家时，那先便回答是为了摆脱今世的痛苦，乃至后世的痛苦。痛苦的原因乃在于人有爱欲，家是爱欲滋生的温床，只有出家，才能脱离痛苦的有形温床，然后不断精进，达到泯灭爱欲之心的智慧境界，从而进入涅槃境界。这样，佛教对人世间的价值判断——人间是苦；佛教的宗旨——救赎世人沉沦之心；佛教的超越世界——泥洹境界与世俗世界对抗的张力，便在这一对比叙述中显示出来了。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经》大抵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在印希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第二是从中窥视出早期佛教在受希腊文明影响后的细微变化，即佛教由重视经律发展到重视“论”的变化。这可能是由小乘到大乘佛教发展变化的契机。
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经》比较细致地介绍了希腊与印度两大文明体系的思想对话过程，以宗教艺术的形式宣布了代表当时印度思想文化高峰的佛教思想的胜利。经文虽然主要是在阐述佛教思想，但由于是以对话方式阐述的，便不免要受到提问方的问题限制。从提问的顺序来看，大约是从认识人是什么的问题出发，然后到对佛教及其教徒沙门在人世间的作用，然后再渐次涉入佛教的基本概念及其意义，基本的教旨及其修行方法；并且在其中还穿插了一些自然知识。整体看来，《那先比丘经》带有鲜明的实证性倾向，其重点放在对“什么是什么”（What is something）和“某物为何是这样”（Why is something so that）的解释之上；佛教对世界的价值判断，佛教劝人超度及宣讲的超度方法，并没有在此经中被凸显出来。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明了此经为何在中国不受重视的某些原因。
从文化交流的心态来看，《那先比丘经》比较鲜明地反映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不服心理。作为一个异族统治的国王——弥兰陀，他可以用武力征服这个地区，但他最终被被征服地区的精神文化所折服。那先用佛教的胜义征服了弥兰陀王，象征了被统治地区人民精神上的胜利。同时，也通过弥兰陀王的“折服”，显示了佛教在当时的世界性意义。可以这样说，要研究希腊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史，它们是如何交流的，在当时达到何种程度，涉及哪些核心思想，其间的差异性在何处，《那先比丘经》都是一部不可逾越的经典。
从研究部派佛教后期思想向大乘佛教转化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经》也是一部不可忽视的经典作品。在《那先比丘经》中，佛已经外化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与匹敌的人格神了。佛教从无神论开始向有神论过渡，而且印度宗教史也开始向一神论渡进。这可能表明，佛教在佛灭三百多年后，经过其弟子及教团的传播，已经渐次取得主教的地位。而且，由于受到希腊实证思想的冲击，佛教更加重视思辨的严密性和说理的经验性，从而更加注重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论证佛教的价值论思想。从论说的深刻性、细密性、通达性来说，《那先比丘经》超过了以往旧有的有部论师学说，它在譬喻和论理两个方面，对后来的佛教学说都有影响。
《那先比丘经》的作者及经文中的弥兰王其人
《那先比丘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就是那先（Nagasena），意译为龙军②；又，那先音译为那伽犀那。
关于那先其人的身世，有些学者做了考证、研究。梁启超在《佛学十八篇·那先比丘经书》一文中说道：那先确有其人。并引用《梵网经述记》，进一步证明其为“罽宾”即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人。曾著过《三身论》（已佚）。阿难陀根据《弥兰陀王问经》一书，对那先的身世做了较详细的介绍，认为那先是迦江迦罗（Kajangala）即中印度东部喜玛拉雅山附近一个小镇上的人，其父是婆罗门族人，名叫苏鲁达罗（Sonuttara）。那先在精通了《三吠陀经》以及历史等学问以后，就依罗诃长老（Rohana）研究佛经。后来又从伐陀利耶（Vattaniya）的阿沙库陀（As-agutta）学习，然后他被派往巴连弗邑专门研究佛教。最后他又到沙迦罗（Sagala）的僧佉耶寺（Sankheya Monastery），在该寺中会见了弥兰陀王。③
依北本《那先比丘经》看，那先的确先后师承过两位师父，只是名字与《弥兰陀王问经》不同。而且似乎有宿根，其舅父楼汉是一个已得阿罗汉道的沙门。那先十五六岁时师舅父，做小沙弥，后得四禅境界，对各种经典十分熟悉。来到和战寺（又译和禅寺），得二位师父，一曰波曰，一曰迦维曰。后因犯戒，被逐出寺门，独处山林修道，道成，回和战寺，不受欢迎，转入郡县巷道，传播佛教，声名大振。最后转入天竺舍竭国止泄坻迦寺，在此寺中，遇见前世相识的弥兰陀王。
也许，关于那先的出生有些神话成分。但其中的成道经历具有很大的可信性。不过，有些学者对那先其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是传说中的人物④。亦有学者说，在一切有部里，与弥兰陀王对话的乃是“提地迦比丘”⑤。在我看来，无论“那先”是否为真，但在印度部派佛教后期可能有一位佛教大师，曾与希腊人弥兰陀进行过对话，并且说服了这位“哲学王”，否则，就不会在部派佛教的不同派别的经典中以及民间佛教中流传这一故事了。在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传说人物为假时，姑且相信这位佛教大师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只是要剥离加在他身上的神话光环就是了。
与那先这一人物不同，弥兰陀王乃是一真实的历史人物。弥兰陀王，英文为Menandros，布拉克里特文为Menemdra，梵文为Milindra，巴利文为Milinda，汉文有时译作“麦南德”“美南多罗斯王”“弥邻陀王”，皆音译也。他在位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一五五年至公元前一三〇年⑥。在弥兰陀王统治印度之前，希腊军队曾于公元前三七〇年入侵印度，但不久就被印度人击退。到阿育王后期，由于奢蜜多罗叛变，建立了巽加王朝，破坏了印度的统一。在巽加王朝（公元前一八五年至公元前七十五年）西北部，有很多少数民族入侵、骚扰，希腊人便是其中的队伍之一。据说，奢蜜多罗为了与阿育王比名声，愿以灭佛之恶名流传后世。而弥兰陀王则以护法的名义进攻巽加王朝，最后取得胜利。从《那先比丘经》的经文来看，弥兰陀王十分重视对当时印度各种教派学说进行研究，并以论辩方式驳倒各种宗派的思想，最后才碰到真正的佛教大师。
我们不知道弥兰陀王是如何驳倒印度各派宗教思想的，但从与那先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大抵上运用矛盾法、实证法、类推法、分析法等手段，分别击倒其他各派思想。但由于那先运用了辩证法、譬喻法，避实就虚，以殊相譬殊相，最终化解了弥兰陀王凌厉的提问。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弥兰陀王是以希腊人的科学实证思维来理解佛教教义的。这位“哲学王”的提问，对促进佛教论理说的发展，起到他本人也不曾预料的作用。在佛教史上，把他看作是著名的护法王，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
注释：
①《我的佛教观》第七十页，池田大作著，潘桂明、业露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四月第一版。
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四册之六十六《那先比丘经书》，梁启超著，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③《印度古代的几位巴利文大师》，阿难陀著，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佛教人物史话》第二十七页，张曼涛主编，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六月版。
④《印度哲学》第一二八页，〔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著，黄宝生、郭良鋆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〇年一月第一版。
⑤《印度佛教史》第三〇四页，〔英〕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
⑥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