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传》，梁释宝唱撰，四卷。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比丘尼传记，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佛教专门史著作。
撰者释宝唱，俗姓岑，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家资不宽，勤田为业。然其禀性敏慧，文思颖脱，旁搜他求所见之书，日夜不辍，从容诵读。年十八，依当时名僧释僧佑，受戒出家，住庄严寺，出入三藏，博采群言，并开庭讲经，启悟士俗。又从处士顾道旷、吕僧智，学习《庄》、《易》、经、史，因而识见弘通，学业渊雅，为日后大规模著述奠定基础。齐末因战乱，曾避居闽越一带，天监四年(公元五０五年)还金陵，梁武帝擢为新安寺寺主。受命编集《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众经护国鬼神目录》，以备举办禳灾建福之法会时查用。武帝特重此书，亲览其辞，谓为灵验。
《续高僧传．宝唱传》称：「所以五十许年，江表无事，兆民荷赖，缘斯也。」可见所撰之重要。
天监七年(公元五０八年)，武帝勅令庄严寺僧旻撰《众经要钞》八十八卷，开善寺智藏撰《义府》八十卷，建元寺僧朗注《大涅槃经》七十二卷，宝唱「兼赞其功，纶综终始，缉成部勅」(《续高僧传》)，亦足窥武帝对他的推崇。另据史料记载，华林园佛殿乃武帝藏经之所，曾命僧绍撰《华林佛殿经目》，书成之后，武帝意犹未惬，又勅命宝唱重撰。撰成后，武帝览之大悦，遂勅职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宝唱撰述甚丰，除上述诸作外，尚有：
《续*轮论》七十余卷
《法集》一百四十卷
《经律异相》五十五卷
《饭圣僧法》五卷
《名僧传》三十一卷(以上据《续高僧传》载录)
《众经诸佛名》二卷
《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
《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
《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三卷
《众经目录》四卷(以上据《历代三宝记》，是书载宝唱撰集八部，一O七卷)
《出要律仪》二十卷(据《大唐内典录》增入)
《比丘尼传》四卷(据《开元释教录》增入)
宝唱撰集凡十余部，三百余卷。此外据《高僧传》卷三〈求那毘地传〉载，宝唱还帮助扶南《今柬埔寨》僧人僧伽婆罗译出《大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不过，他的贡献主要还不在译经，而在于对佛典的部别区分及对佛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前者如《众经目录》和《经律异相》，后者如《名僧传》和《比丘尼传》。
两晋以还，佛法隆盛，寺庙蜂起，僧尼云集，迨及萧梁，此风更炽，梁武帝不仅崇佛佞佛，更以佛学为治国安邦之策。佛门昌隆如斯，也定然会对佛教现实发展中的史实资料的搜集整理，提出相应的要求，作为一个关心佛教、宣弘大法的佛门名僧，宝唱深感责无旁贷。其《名僧传》序云：「外典鸿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艺，尺寸罔遗。而沙门净行，独亡纪述，玄宗敏德，名绝于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据《续高僧传.宝唱传》引)因而撰《名僧传》以述名僧之行迹，旁及西域中土之僧人，时间肇自中土佛教初兴之时，网罗搜集，振史传以方厥，起绝代于秘闻，撰文三十一卷，纪名僧四百二十六人，成书于天监十三年(公元五一四年)。
自此之后，宝唱又感僧事有录，尼行难寻，遂萌撰述尼传之意，并于天监末、晋通初年(公元五二O年左右)成《比丘尼传》四卷。《比丘尼传》序称：「夫年代推移，清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事未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可见，撰《比丘尼传》与撰《名僧传》出于同样的用心：搜罗史籍，嘉惠佛林。两书一僧一尼，比勘而行，可知撰者渊深之为文用心也。
为僧徒立传，前人虽无专书，但经籍中多有涉及；为比丘尼立传，则可谓开天辟地第一遭，这是一大创举。且后世佛苑，此音绝响，故而此传乃中国佛教史上寡二少双之作，显得弥足珍贵。
《名僧传》因于唐未入内典收藏，故唐后逸失。然今从日本镰仓时僧人宗性之《名僧传钞》中，亦可见其规模。全书区宇鸿大，网罗称齐，共分十八科，载四百二十六人传记，凡三十余卷(《大唐内典录》作三十一卷，《隋书．经籍志》作三十卷) 。
而《比丘尼传》凝篇较小，它不以搜罗宏富为标的，入传尼僧经过严格的遴选，邈邈数百年，煌煌千余寺，尼僧纷纭，何可万计！而此尼传只录六十五人。故其搜括刊芟，颇有法度可循。
一、从入选比丘尼情况来看，入选之人大都为名尼，她们对当时尼僧文化有重要影响，同时在社会政治、文化中起重要的作用。如晋简静寺的妙音尼、宋晋贤寺的法净尼。
二、所选之尼有不少在中土比丘尼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晋竹林寺的净检尼，为中国比丘尼之开山人物；晋洛阳城东寺道馨尼，乃中国尼僧最早讲经之人。
三、记载「贞心亢志，奇操异节」的人，以德操作为甄选标准，这一点所占比例也最大。
《比丘尼传》序中云：
「像法东流，净检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善妙、净珪，穷苦行之节；法辩、僧果，尽禅观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贞固，妙相、法全之弘震旷远，若此之流，往往间出，并渊深岳峙，金声玉震，实惟菽叶之贞干，季绪之四依也。」
在具体行文中，确也贯彻了这一原则。作者对尼僧生平琐事所记甚少，而对其德操的一二事例则详加描述。她们或宽容为怀、弃物如尘(如惠湛尼遇劫而舍衣)，或舍身佛法、视死如归(如善妙尼、昙简尼燃火自焚)，或陶心大法、凝念如痴(如僧果尼悄然入定而形若枯木) ，如此等等，皆所谓风烈英徽，为百代之雅范也。
在选材上，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于材料的限制，此书详今而略古。两晋一百余年，可入选者仅十三人；宋、齐至梁天监，历时不足百年，却入选五十二人。同时，由于受当时政治、地域的影响，此书又详南而略北。据《辩正论》载，东魏、西魏时有僧尼两百多万，北魏时人数更是有增无减。
《续高僧传》卷八载，至北齐时，全国有僧尼两百多万。僧尼总数以百万计，比丘尼数自不在少。可是对于如此情况，《比丘尼传》几乎未有涉及，北朝尼僧的活动也不得而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宝唱在自序中谈到撰述此书方法时说：
「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传闻，或访之故老，诠序始终，为之立传……不尚繁华，务存要实。」
宝唱此言大抵不诬。唐道宣曾言宝唱作《名僧传》有「文胜其质」之弊端，而在此《比丘尼传》中则鲜有此虞。其行文芊蔚清雅，叙事精萃简明，唯以存实为重，一切可有可无之论尽皆删削。它既不像慧皎《高僧传》那样讲究铺排，也不似宝唱自己在《名僧传》中那样注重辞藻。
正如撰者所言，他在搜罗爬梳材料中的态度是严肃的。尼僧情况前贤之文多所不载，经传中亦多付阙如，可谓一无依傍，因而作者只能跨越佛门，涉略经史，广采记、集、碑、颂、史、志。这一点在尼传中皎然可辨。
如宋景福寺慧果尼，传称：「宋青州刺史北地傅弘仁，雅相叹赏，厚加赈给，以永初三年割宅东面，为立精舍。」撰者在「永初三年」下自注云：「昙宗云：『元嘉七年，寺主弘安尼以起寺，愿借券书见示永初三年。』」昙宗此语出自《京师塔寺记》。传下加注，以求密合，作者态度之谨严正灼然可观。
宋吴太玄台寺法相尼传中称其为「吴郡人，安苟女也。」下自注云：「《宣验记》云：『是即安苟也。』」这里则采取不同说法，录而备考的态度。《宣验记》，宋刘义庆撰，为笔记小说，可见宝唱撰此书时，收录材料已涉入笔记逸闻之中，其搜罗之勤之广当亦不难见出。
撰者在尼传序中称自己除搜录文字数据外，还「讯之传闻，访之故老」，进行实地考察，以求资料来源之丰富和准确。宋蜀郡善妙尼有舍身抚养妹妹，最终又舍身自焚之事，传中已有详载，撰者又于篇末自注云：「问益土人，或云元嘉十七、八年烧身，或云孝建时，或言大明中，故备记之耳。」此即为亲自探访之证。
尼僧行迹，材料难寻，故每得一碑、一记，都弥显珍贵。若无其它数据相佐，有时难免照录，或加以缩写，以求其本真。生当齐梁时的禅林寺名尼净秀，卒后梁文坛巨擘沈约曾作有〈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文载《广弘明集》卷二十三。《比丘尼传》也列禅林寺净秀尼传。二文如出一辙，只有繁简之别(沈文繁，宝唱之作简)。文长不便征引，兹举一段净秀出家前后的描写，以供比勘：
沈约之〈行状〉云：
「性聪叡，幼而超群。年至七岁，自然持斋。家中请僧行道闻读《大涅槃经》，不听食肉，于是即长蔬不噉，二亲觉知。若得鱼肉，辄便弃去。昔有外国晋练道人出于京师，往来梁舍，便受五戒，勤翘奉持，未尝违犯。……(后出家住青园寺)有开士马先生者，于青园见上，即便记言：『此尼当生兜率天也。』又亲于佛殿内坐禅，同集三人，忽闻空中有声，状如牛吼。二尼惊怖，迷闷战傈。上澹然自若，徐起下床，归房执烛，检声所在，旋至构栏。二尼便闻殿上有人相语云：『各自避路。』」
宝唱之《尼传》云：
「净秀幼而聪教，好行慈仁。七岁自然持斋。家申请僧转《涅槃经》，闻断鱼肉，即便蔬食，不敢令二亲知。若得鲑鳝，密自弃去。从外国沙门晋练，谘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违犯。……时有马先生，世呼神人也，见秀记言，此尼当生兜率。尝三人同于佛殿内坐，忽闲空中声，状如牛吼。二人惊怖，唯秀澹然，还房取烛，始登阶，复闲空中语曰：『诸尼避路。』」
净秀卒于梁天监六年(公元五０七年)，沈约之〈行状〉也定作于此后不久，沈约卒于天监十三年，而宝唱之《尼传》最早成书不早于天监(公元五O二——五一九年)末，传中载道贵、法宣尼卒于天监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而其自序中称：「起晋升平，迄梁天监。」故《尼传》定在〈行状〉之后成书，沈文正是宝唱「广搜碑颂」之对象，唱书袭用沈文亦彰彰明甚。由此也表明：《比丘尼传》可能带有一种资料纂集的性质。
《比丘尼传》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一部描写中国妇女奉佛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每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所重。它不仅对于了解中国比丘尼的发展情况，而且对于研治整个佛学、探测六朝时期的社会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兹摘其要者略述如下：
第一、提供中土比丘尼初创时期的重要史枓
西域比丘尼产生甚早，释迦牟尼佛姨母大爱道(Mahaprajapati)即是其地尼僧的创始人。自此以后，比丘尼和比丘一道发展起来。后龟兹等地也相率建立了比丘尼制度。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兵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就介绍了龟兹(今新疆》的比丘尼情况：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总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而来的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
《比丘尼戒本》于前秦建元十五年(公元三七九年)由僧纯、昙充传入，其时中土比丘尼尚处于萌芽状态，而龟兹的尼院经济就相当发达了。可见中土比丘尼制度建立在龟兹之后是十分明头的。
《比丘尼传》为我们提供了中土比丘尼产生的最早情况。据本书载，中土比丘尼肇始于西晋末年的建兴年间(公元三一三——三一七年)，第一批尼僧共有二十五人，净检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土比丘尼的建立受到西域比丘尼制度的影响，大爱道所创立的第一个比丘尼僧团以及寺院有僧尼二众的制度均给中土以直接启发。然中土比丘尼的创立又缘于中土妇女自身的觉悟，净检则是其实际创始人。〈净检尼传〉载：
「后沙门法始，经道通达，晋建兴中，于宫城西门立寺。检乃造之，始为说法，检因大悟。念及强壮，以求法利，从始借经，遂达旨趣。他日云：『经中云：比丘、比丘尼，愿见济渡。』始曰：『西域有男女二众，此土其法未具。』检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宁有异法?』始曰：『外国人云：尼有五百戒，便应是异，当为问和上。』和上(即罽宾智山)云：『尼戒大同细异，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但无和上，尼无所依止耳。』检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师，共谘净检，过于成德。」
此节文字由净检觉中土无尼之憾，到问僧、受戒、建寺，最后到立师，将比丘尼初建时的状况叙述得十分清晰。中土第一个比丘尼僧团的形成在此初露面目。
同时，这一尼传还记载了中国第一次比丘尼在船上受戒的史实。当时僧建请昙摩羯多于洛阳建戒坛，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遂浮舟于泗河，以成结界，净检等四人便在这船上受了戒。
《比丘尼传》对比丘尼受戒的发展情况的记载，尤具价值，可补史传所记之阙。按佛教入教仪式规定，女子出家，二十岁之前，要先受沙弥尼戒，共十条，故亦称受十戒；二十岁后，要受具足戒，又称大戒，共三百四十八戒，或称五百戒。与比丘不同，比丘尼受此戒时，要先后从比丘、比丘尼二众而受，戒师须由十人组成，所谓「三师七证」。经过二度受戒，即成为正式比丘尼。
但草创时期，比丘尼受戒仪规未完备，尚处于摸索阶段。净检尼等先从智山受十戒，后又于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从外国沙门昙摩羯多受具足戒。从受十戒的建兴年间(公元三一三——三一七年)到升平，其间已有四十年。
但此种戒法有一重大缺憾，按比丘尼戒法规定，比丘尼受具足戒，必有十位著名尼僧在场，晋安令首尼虽从佛图澄和净检尼受具足戒(见卷一〈安令首尼传〉)，但未得十人，故此戒法仍有未备。
且晋世以来，比丘尼受戒主要是从比丘受戒，大都未从比丘尼受。晋世四众皆备，但比丘尼受戒却一直是在这种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然其间又经过了约八十年的时间。
《比丘尼传》环拱于这一问题作了至为丰赡的记载，这也是这部传记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卷二〈慧果尼传〉、〈僧果尼传〉、〈宝贤尼传〉，卷三〈德乐尼传〉，卷四〈净秀尼传〉等，均对此载记甚详。最早从二众受具足戒的是宋景福寺慧果、净音等三百余人。卷二〈宝贤尼传〉载：
「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足戒，指从大僧。景福寺慧果、净音等，以谘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国土无二众，但从大僧受得具戒。』慧果等后遇铁萨罗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非谓先受不得，谓是增长戒善耳。」
关于这次大规模受戒的起因、过程，宝唱又在〈慧果尼传〉、〈僧果尼传〉中详加交待。其〈慧果尼传〉称：
「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门求那跋摩至，果问曰：『此土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爱道，诚有高例，未测厥后，得无异耶?』曰：「无异。」又问：『就如律文，戒师得罪，何无异耶?』答曰：『有尼众处，不二岁学，故言得罪耳。」又问：『乃可此国先未有尼，非阎浮无也。』答曰：『律制：十僧得受具戒，边地五人亦得授之。正为有处，不可不如法耳。』……九年，率弟子慧灯等五人，从僧伽跋摩重受具戒。」
慧果在这次谘问中，深感中土尼戒不整，其中涉及无二众受戒是否合理，尼师不足十人能否受戒等问题。最后决定重修戒法，以起微妙之善心。在大僧主持下，从铁萨罗尼等十人以受戒。慧果在完足中土尼众之戒法上卓然有功。宋赞宁《僧史略》卷上所引〈萨婆多师资传〉：「此方尼于二众受戒，慧果为始也。」可能正本于此传。
在〈僧果尼传〉中，则详细描述了这次受戒的过程：
「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到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于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比丘尼传》这些详细的记载，为中国佛教史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尼戒逐步完善的情况在六朝时的佛教传集中鲜有记载，惟《高僧传》对此有所涉及。《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云：
「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若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分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
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
卷三〈僧伽跋摩〉亦云：
「初，三藏法师(即僧伽跋摩)明于戒品，将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
这样，《高僧传》和《比丘尼传》二相比勘，即可得此事之详。然慧皎所记，较宝唱为略，尤其对此次受戒尼僧的具体情况没有涉及，而对此受戒的过程也语焉未详。两书合而观之，许多前人的谬说亦不俟烦言而解。
如《高僧传》称元嘉六年师子国来尼八人，后又请铁萨罗等比丘尼至。《比丘尼传》称元嘉六年师子国有比丘尼至宋都，住在景福寺，并学宋语，十一年又有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前后计有十九人，受戒时定有先期到达的那些已懂宋语的比丘尼。而许多书中载此史实云：「元嘉十年请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受戒」，此实为误记。
菩萨戒也是佛门戒法之一，为大乘戒法，但此戒不是必须，而是自愿，梁武帝等就受过此戒，自称「菩萨戒弟于」。关于比丘受菩萨戒，史不乏载，但比丘尼受此戒，则史书鲜见。《比丘尼传》正可补这一缺憾。其卷二〈法盛尼传〉称法盛曾「从道场寺偶法师受菩萨戒」。此后，受菩萨戒者渐多。菩萨戒兴起于梁、陈二代，而比丘尼受菩萨戒，宋时就已经流行，这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另外，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十诵律》在南方非常流行。《高僧传.明律篇》认为：「《十诵》一本，最胜东国。」这一点在《比丘尼传》中也可得到证实。
据载，宋、齐、梁时代比丘尼多重律学，在律学之中，又独锺《十诵》，而当时名重京都的律学大师法颖等宣讲《十诵》，尼众便争相听受。《比丘尼传》有关《十诵》的记载对研讨六朝律学的传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提供了诸家所无的佛教史资料
〈净检尼传〉称：「晋咸康中，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于洛阳译出。」僧佑《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以及《开元释教录》等均所不载，《比丘尼传》提供了此二经译者、翻译时间的珍贵资料，故为世所重。
佛教传入东土之始，佛与黄老并祠，视佛为中国之神仙方术之一，并将老子与释迦牟尼佛比并。然晋世以来，佛、道之争日显剧烈，理论界之笔战也酣然炽盛。《比丘尼传》对此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其卷一〈道馨尼传〉载：
「晋泰和中，有女人杨令辩，笃信黄老，专行服气。先时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术寝亡。令辩假结同姓，数相去来，内怀护嫉，伺行毒害。后窃以毒药内馨食中，诸治不愈。」
从其语气看，宝唱显然是奉佛轻道的。这虽系道佛相争之一斑，但因信仰不同，竟然演成蓄意谋杀之地步，可见其冲突之剧烈。
从这段叙述，还可看出一点，即道教本来在民间信仰中占统治地位，「先时人物，亦多敬事」，但佛教传入后，道教便渐失往日之隆兴，这可能也是道佛相争的根本原因。「及馨道王，其术寝亡」，佛道间的替嬗之迹莹然可观。
这一点在〈道容尼传〉中也有所体现。晋简文帝本信道教，服膺清水道师，并割第为之立道舍。虽经道容竭力劝谏，他却始终不听。后简文帝因此而屡招不祥，道容尼却为他除掉邪魔，于是他才翻然易辙，弃道从佛。这种态度的变化既反映出佛道相争相替的历史事实，同时它也对前代重黄老之风起了一定的矫正作用。
南方重义门，北方重禅学。然南方禅学虽不及北方发达，但确也颇具规模。晋宋之际，南方禅学就为世所重，但比丘尼奉禅之说史无所载，惟《比丘尼传》言之棊详，正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禅法流行之势态。
《比丘尼传》所列妇女奉禅，两晋无载，宋时颇多，中有宋景福寺法辩尼、竹园寺慧濬尼等。降及齐梁，奉禅之风亦有增未减，如齐禅基寺僧盖尼、华严寺妙智尼、东青园寺法全尼、梁长乐寺昙晖尼、闲居寺惠胜尼、底山寺道贵尼等等。禅法在南方妇女奉佛者之中信众颇多。
宋明帝泰始三年，明帝为净秀尼所建之禅林寺为宋、齐、梁三代比丘尼禅学宗寺，一如道场寺(被时人称为「禅窟」)之于比丘之地位。比丘尼在此竞相以禅寂为乐，悉心禅观，静守定慧，一心独往，忘却世道纷纭。《比丘尼传》还载有尼僧多颂《首楞严》、《楞伽经》、《胜鬘经》，以寻求心法要旨。
《比丘尼传》另载有当时禅师授禅的情况。畺良耶舍是宋时著名禅师，《高僧传》有传。但他在比丘尼中授禅的情况，皎书则语焉未详。《比丘尼传》有关此禅师的记载，正可补其不足。
卷二〈法辩尼传〉载：法辩曾「从道林寺外国沙门畺良耶舍，谘禀禅观，如法修行。」卷四〈昙晖尼传〉载畺良耶舍还西去蜀地援禅，「元嘉九年，有外国禅师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禅观」。
《比丘尼传》还列有诸传乏载的禅师，如隐、审二法师，尼传有多处载其行迹。如卷四〈僧述尼传〉云僧述「从隐、审二法师，谘受秘观，遍三昧门」。卷三〈僧盖尼传〉言其「受业于隐、审二禅师，禅师皆叹其易悟」。卷三〈慧绪尼传〉又载有玄畅禅师从蜀下荆授禅之事。此皆足补史传之阙。
齐梁时禅师《高僧传．习禅篇》未载，道宣之《续僧传》也列之甚少，《比丘尼传》所记其时授禅情况，为中土禅学史研究提供了信而有征的资料。
第三、提供了六朝时寺庙情况的新材料
两晋和宋、齐、梁、陈的寺院如雨后春筍，据唐法琳《辩正论》和道世《法苑珠林》载，西晋两京有寺一百八十所，东晋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宋有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齐有寺二千零十五所，梁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对于如此庞大的寺院群，若想知其详、究其极是相当困难的。
梁昙宗《京师塔寺记》、慧皎《高僧传》、唐许嵩《建康实录》，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比丘尼传》出现了大量的寺庙记载，许多寺庙冥然未见于诸传之中，尤其关于尼寺源流的交待，更在中国寺院考辨中具有突出的价值。
《比丘尼传》记载了二十五座新建尼寺，对其建寺的时间、人物、规模乃至名称原委等均有程度不同的交待，其中晋七座、宋五座、齐十座、梁三座。
晋七尼寺分别是：号称中国尼寺之祖的净检等二十四人共立之竹林寺、安令首尼所建的建贤寺、司空何充为康明感所建的建福寺、晋穆帝何皇后为昙备所建的北永安寺(又称何后寺，乃晋世著名尼寺) 、晋康帝褚皇后为僧基尼所建的延兴寺、晋明帝为道容尼所立的新林寺、大傅司马道子为妙音尼所立的简静寺。其中建福寺、北永安寺等是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著名尼寺。
在宋世的六个新建尼寺中，有景福寺、南永安寺、菩提寺、青园寺、竹园寺、禅林寺等，其中景福寺，昙宗《京师塔寺记》有载，但极为简略。《比丘尼传》则将所建时间、地址、源由、人物以及百年左右此寺中尼僧活动情况详加记载。宋著名尼僧慧果、法辩，齐净虔、僧猛均居于此寺，开庭讲法，笃念修行，社会名流也常出入此寺，蔚为一时之盛事。
青园寺也是南朝名寺，宋后废帝和大臣常亲临此寺，昙宗《京师塔寺记》谓此寺为王景深为业首尼所建；《比丘尼传》则更相扩展，谓：「元嘉三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日青园。齐肃徒众，甚有风规。潘贵妃叹曰：『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为首更广寺西，创立佛殿。复拓寺北，造立僧房。赈给所须，寺业兴显，众二百人，法事不绝。」这段叙述远较昙宗所记为详，成了后世了解这所著名尼寺的重要材料来源。
齐时，尼传共录新建尼寺有：众造寺、齐明寺、东青园寺、西青园寺、法音寺、福田寺、集善寺、王国寺、齐兴寺、竹园寺等十所。至梁时，又共记新建尼寺有闲居寺、顶山寺两座。这些尼寺的记载也颇具史料价值，为后世研治六朝寺院及其沿革洞开了一条途径。
如青园寺又有东西二寺之分，二者孰先孰后?又何以分为二寺?前人对此多付阙如，而观乎〈法全尼传〉则晓然觉悟。其文云：「寺(青园寺)既广大，阅理为难。泰始三年，众议欲分为二寺。时宝婴尼求于东面起立禅房，更构灵塔，于是始分为东青园寺。」
这段记载虽字数不多，却将「分为二寺」的理由、时间、人物一一交待出来，同时，它又与〈业首尼传〉中有关青园寺的记载有互见之妙，对探究青园寺的沿革极具史料价值。
《比丘尼传》中，对诸尼寺的雕刻造像等有所记载，它是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史的有用材料。兹举一例以明之。卷二〈道瑗尼传〉载：
「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处处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躯，帐座宛具；瓦官寺弥勒行像一躯，宝盖璎珞；南建兴寺金像二躯，杂事幡盖；于建福寺造卧像并堂，又制晋贤行像。供养之具，靡不精丽。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无量寿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