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天津原为河北省会，后改为直辖市，面积，约五十多方公里，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地点跨五河注沽河之会口，握北宁津浦两铁路之交点，水道有渤海及各大河流，水陆交通，均极方便。商业之繁盛，冠于北部各省，与上海、广州、汉口、同称为中国之四大商埠。
天津和上海，为中国最繁华之都市，上海的庙宇和出家人比较多。天津的庙统计起来，大小也有几十处，在这些庙里，并没有正式留单接众的十方丛林。只有一处清修院，乃李嗣乡之家庙，请清池和尚住持留单接众，凡一切朝五台山僧人，多在此院挂褡，所需经费皆李家担任。以后因受其法徒宗祥连累，被褚玉璞封闭。后经靳云鹏改组为佛教居士林，平常住几位师傅做佛事。有时南北过往僧人，可以在这里休憩几天，所以天津的庙，多是小的庵堂，出家人在这里住，都做应酬，分子很复杂！
宣统元年，政府颁布废庙兴学令，首以天津为试验区，当地绅董，出面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没收各处庙产。开会时，以公共钱财，大吃大喝，极尽耗费。还有一些地痞流氓，藉此机会发财。拆庙固属为不好的事，可是天津一般出家人，也弄得太不像样，简直是笑话百出。可是话又说回来，天津过去的佛法，就寄托在他们这些人身上，败坏佛法的是他们；住持佛法的也是他们，如果没这一般出家人，天津就没有佛法，在家人想找出家人念经，也找不到。有人尝说：“在天津住的出家人，都是大菩萨，行菩萨道，明知在天津赶经忏是走下坡，可是他仍然发心要去。”因此若干年来，让天津一般人，知道有佛法，有时请出家人念经做佛事，这都是一般赶经忏的好处。其实并不是我袒护赶经忏的，与他们遮丑，实际情形确是这样。在家人到任何地方都应当赞叹出家人，有居士当我面挖苦天津出家人的，我就这样答复！
据说：天津在试办废庙兴学的时候，伽蓝菩萨还显过灵验。当地人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举出来若干人为委员。在委员之中，又推出来三个主任委员，一个正主任委员，两个副主任委员。会后决议立学堂，佛像拉倒，僧人赶跑，并借此机会，大设宴席，相对畅饮。有一次开会，席间正主任委员，也是当地有名耆绅，出来小圊，忽然倒地下没气了。同人等把他架到屋里，问他“怎样？”他说：“不好！我看周仓爷从屋里出来，气愤愤的呵声，‘我让你拆庙！’说着一刀砍在我腰里，把我吹倒了……”再往下问时，什么话也不说，像得羊羔疯一样，口里直吐白沫，露两个大白眼珠子，大伙忙把他抬回家去，夜间不治而死。所有当地绅董和一些拆庙委员们，睹此情形，都很害怕！吓得打抖擞。接着第二位绅董(副主任委员)夜间也看见关夫子派周仓去了，他正在堂屋门口站着，忽然一声“哎呀！周仓爷来杀我，我以后不拆庙了……”说着倒地下没气了！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员同一晚上的事。
第二天，另一位绅董，因他和死去的那两位是一正两副，都是主任委员。他看那两位，因做坏良心违犯因果的事，都遭到现时的报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心里很害怕！于是预备不在家，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避，免得周仓爷再找来。早晨起来，这位绅董，对家里人没言语，悄悄走出来，拐弯抹角，恐怕人看见。可巧走到半道时，对面来一人，这人不是别人，是他们拆庙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两人打对头越走越近，躲避也来不及。见面后，这位委员首先问道：
“到哪去？副主任！”
“不到哪去，闲来溜达溜达。”面上还佯作很沉静的样子。接着那位委员很惊惧的又问：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他又佯问了一句“有什么事？”
“咳！”委员说：“不幸得很！大概因为做亏心事啦！不然或许为拆庙逐僧办学堂，触犯天怒，昨天头二绅董都被周仓爷显灵砍死了！”
“真的吗？”
“这还能说瞎话不成！”说着第三位绅董——副主任委员，一阵头昏也倒地下没气了。他本来欲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不想却死在半道。这位委员吓的已是魂不附体，赶紧给他家里去送讯。以后那些主张拆庙的人，见来头不好，种种事情不顺序，自动把委员会解散了。从此拆庙逐僧之风稍煞，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庙子都被他们拆掉了。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海光寺、河北天纬路大悲院。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点，外边有联络，没被拆掉。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迹，在日租界，沾日本人光，没被拆掉。大悲院早被法院、消防队、警察、占用了，出家人多赁房子住，以买卖式经忏应酬为生活。
一九三四年，甲戌，天津居士们，组织甲戌讲经会，请法师讲经。那时曾提议请能海老法师在天津住持修庙，后来不知因什么缘故不成熟，遂作罢论。
一九三五年，我正在青岛湛山寺料理修讲堂斋堂，天津甲戌讲经会，请我去天津，讲一部楞严经。时李唐民居士等即提议在天津修庙，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说完之后，并没去进行，事情遂搁下了。
一九四年，我又去天津讲经，有周叔迦、靳云鹏、龚心湛、王绍贤、刘鹤龄、刘子明、赵化民、张伯龄、李唐民、等诸位居士发起，在天津修庙。原因天津虽是一个人文会萃的大商埠，毂南北交通，并没一个十方丛林，致使十方过往僧人，无一挂单休憩之所，很为遗憾！因此有在天津修庙之议。那时并没预备修大悲院，居士们领我看好几处地方，都不相宜。末了经大家商妥，择定天津河北天纬路大悲院，(原是传法丛林，荒凉已久，)为复兴十方丛林地址。当经诸居士，与大悲院禹山和尚取得同意。以后禹山和尚又在天津给我来一封信，把意思说明，过后，我们在天津见面会谈，他很同意把大悲院复兴为十方，并言明如果我去复兴时，他把庙完全交出来，只要有他当辈的吃住，其他什么事不再问；可是如果别人去接他不往外交。
关于修庙的事，我在别处已经经过好多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一提到修庙就发怵！当时我曾写信坚辞，当面也辞过若干次，也曾经介绍过别位大德，去天津经营建修，但都没获允许；而且别人去时，禹山和尚的庙不往外交，对人信不极。诸位居士，也激励我，说天津是你的家乡，应当在这里修起个庙来。时周叔迦居士，主持中国佛教学院，屡屡来函邀请，在此盛情难却之下，我乃答应了。当时我曾这样想，我已这么大年纪，穷和尚哪里有钱修庙，反正力量是大家的，不过我做一个撮合人，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把各种因缘和合起来，就算我对大众的责任尽到了。
(二)经过
大悲院，原是十方传法丛林，清康熙八年创修，有一百多间房子。里面住两位出家人，有禹山和尚的一位同参，另外雇一个老伙计，共三个人，自己住几间屋子，其余房子，让法院占去一部分，消防队占去一部分，警察所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外面被人强占，乱七八糟一个大杂院。一九四年修庙事说妥后，一九四一年，让院里的人往外迁移。不过他们都在那里住好多年，马上让他们往外搬，事实上很困难。幸而有靳、龚、周、诸居士出面为力，请天津主管当局，各方面想办法，末了好歹都搬出去了；这也是该当大悲院有复兴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春、大家开始凑款，并拆除院内不需要的旧房子。一九四三年，推等慈为大悲院第一任住持，代我在天津监修。利用旧有木料先修后大殿五间(即大悲殿)两边配房各九间，共二十三间。那时准备券已很毛，米面等，约需一元多一斤。后殿修起后，共费二十一万余元。末了因物价陡涨，拉五万元亏空还不上。发起修庙的人，找谁谁不来，年底包工人天天去要帐，今天应到明天，明天应到后天，两下打支应。本来修庙是大家的事，这一来要陷我穷和尚在里面作难了。讲完经后，去找靳云鹏居士，他说给想法募化，当时我想如果三千两千，把这笔款凑起来，也须很多日子，还不知能凑齐凑不齐，仍然应不过这个难关去。以后我把这情形写一封信，给刘子明和王绍贤两位居士。刘子明是大康盐业公司总经理，王绍贤是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他们两个人对办善事很发心，而且对钱的方面也很慷慨。
刘子明接到我的信后，和王绍贤商议：“修庙是天津各位居士发起的，修起庙来也是天津的，倓虚法师已竟这么大年纪，无论如何，为了几万元款，不能让人在这儿作难。”末了他两个人每人担任两万伍，把这个难关当过去了。
一九四四年，又修起前殿、(即天王殿)三门。所用的砖瓦木料，都是赵化民居士自捐；并外募十数万元早买下的。临时由刘元忠、阎栋臣、两位居士凑十几万工钱，很顺利的就修起来了。
自一九四二年起，我常闹肠胃病，拉痢疾。四三年时病的很厉害！自己开药方吃药，亦时愈时发，往往耽误的连课也不能上。四四年冬，肠胃病复发，直至四五年冬，病的差不多要死。幸得林耕宇居士，介绍一日本医生尾河，给诊治。每天吃六次药，打一次针，禁语，拒见宾客，养了半年多，才渐渐的恢复；因此把修大悲院的事都耽误下了。
四五年，我因闹病，耽误了一年。四六年春天，我病虽愈仍未复元，本来不能再出门。但天津诸位居士，屡次来信催促，似乎大悲院之成与不成，全系在我身上，大家拿高帽子来给我带；当时我也因天津还有诸多事情未了，带半身病就去了。
七月十九，乘飞机(因当时别的交通已断绝)到天津和各位居士接见，预备修大悲院大殿。当时和周叔迦、刘子明、王绍贤、等几位居士商谈进行办法，我把动工的情形，也大致计划了一下。不过在天津办事，事实上很困难，因那里情形很复杂，诸多意见分歧，很难把各方意见溶冶到一块去。往往为了进行某种事情，这个人着手办理，那个人就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只有苦了当中办事人。
修大殿的原来计划，是把各项捐款凑起再动工，可是，时局一天一天的演变，物价一天一天的上涨，如果等十万二十万的零碎捐款捐起之后再动工，照原来计划，恐怕连一根木头也买不到了。
当时我劝他们各功德主，既然想做功德，就不要先害怕，不要怕吃亏，所需要买材料的各项款，可以事先垫出，以免受物价影响。时有刘子明、王绍贤、两位居士很发心，每人认捐一千万，周叔迦居士担任一千万，十二月十二日批合同，找人画大殿图。
四七年春天开工，到六月底竣工，当时有天津刘世铭居士；和由青岛我请去的张杰臣居士两个人监工。在他们认捐的款尚未交到时，正月初三，未等开工，我便冒着风雪，满街跑，走了二十几家大木厂，末了在一家长春木厂里，买五条大美国松；及一切檩木等，言明两天交款，共费三千万元。当时木料未运走，第二天物价就涨了一倍。第三天下午，居士们认捐的三千万块钱才交到，到了给木厂送款时，木厂主人不愿意，因晚交一天，赔本很大！结果少卖给一根美国松。可巧有一位无名氏听说要修庙，又差人送去两千万，共买六条大美国松木，这也是感应。以后我在启新洋灰公司又费了许多手续化得六百袋洋灰，零碎进的捐款，陆续早买几千块大方砖，又买一部分旧琉璃瓦，这样把所需材料，都预备得差不多，到开工时，就比较容易了。
那时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到了开工时候，物价又涨了好几倍，照原来计划数目已经又不够了。幸而天津一般人心好胜，从各方面又凑了凑，并警局督察长孙翼侯帮忙，才将工程修得告一段落。总计修大殿共费一亿挂零。这都是天津一般居士的力量，关于每次捐款，都有名单，将来大悲院立复兴十方丛林碑时，可以泐诸珉，流芳后世，现在我一时也想不起来，故说不出。
那年，长春般若寺预备传戒，闰二月中旬，善果由长春到天津，请我去为得戒师。本来天津正包工修大殿，有诸多事情未了，我不能离开那里；可是在我心里还另有一种希望，或者到东北时，能募得一部分款，来补助大悲院之不足，因此答应去传戒。闰二月底离天津，经兴城、沈阳、讲几天心经。三月初二日抵长春般若寺，四月底传具足戒圆满，改选住持妙禅。那时本拟急速回天津，因铁路不通，致在长春逗留，将近一年光景。到了三十七年，旧历二月二十八，从长春往回走，同行者共六人，有四个出家人，两个在家人，中间经过十三天，三月初十到沈阳，在那里住二十几天，四月初六，和定西法师一同乘平沈班机到北平，初七日到天津。那时大殿已经修起，并且在六月十九已经开光。我看看心里很欢喜，遂与各居士接见，道谢他们维护佛法的盛意！过几天，善波和尚去天津接我，旧历四月二十五日回青岛。这是我经手复兴大悲院的大概的经过情形。